经济学家通常反对过度关注自由贸易的受损方，并痛斥忽视出口方受益者的倾向。他们现在也不应重蹈同样的谬误，无视美国的保护主义必然也会在其他国家产生一些受益者。
不顾商界和金融精英的反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乐于挑起贸易战。7月6日，他最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对约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正式生效。中方随即以等值的美国对华出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特朗普已威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措施，并对来自欧洲的汽车进口征收关税。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不同意按照他的意愿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仍有可能让美国退出该协定。
特朗普的一味保护主义无助于帮助那些帮他赢得选举的工薪阶层。对他心存不满的国会共和党人，以及在其他问题上曾支持他、但现已不满的企业，或许最终会约束他。但那些像我一样，曾认为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虚张声势多于实际行动”的人，如今开始对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疑虑。虚张声势多于实际行动。
但在我们对贸易末日情景过度渲染之前，还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动机。特朗普或许确实想打贸易战，但他不能独自发动。贸易战需要其他经济体进行报复并使事态升级。而且，它们不应这样做，理由相当充分。
在通常情况下，贸易报复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各国有经济上的理由背离低关税政策。最典型的历史经验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各国深陷大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政策补救措施又不足。逆周期财政政策尚未流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直到1936年才出版——而金本位制使货币政策形同虚设，甚至比无用更糟。
在当时的情形下，贸易保护主义对每个国家而言各自都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将需求从外国商品转移开来，从而有助于支撑国内就业。（当然，若将所有国家合在一起看，保护主义则是灾难；一国的支出转移会被其他国家各自的转移所抵消，甚至超过。）
经济学家还考虑另一种情景，聚焦于所谓关税的贸易条件效应。通过限制贸易量，一个大国或地区可以操纵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价格，从而获取利益。尤其是进口关税，往往会压低进口商品的世界价格，同时抬高其含税价格，而本国财政部则从关税收入差额中获益。
如今，这两种情景都没有太大意义。欧洲和中国并不特别关心压低其进口商品的世界价格，也不在意由此产生的收入。就业问题也不是主要考量。尽管欧元区部分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保护主义无法做到扩张性财政或货币政策（后者由欧洲中央银行实施）所无法做到的，而且做得更好。
如果欧洲、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为应对特朗普的关税而进行报复，它们只会减少自身的贸易收益，却无法获得任何保护主义的好处。而且，这样做等于是在帮特朗普一个忙，使他关于其他国家贸易政策“不公平”的抱怨在表面上显得有几分道理，相对于美国而言。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提高贸易壁垒无异于自断手脚、与自己过不去。
此外，如果欧洲和中国确如其所言，希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那么它们就不能效仿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自行其是。它们需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待正式授权后再进行对等反制，同时不应期待问题能迅速解决，也不应指望特朗普会充分尊重最终的裁决结果。
总之，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原则出发，都应当保持克制，不要（立即）进行报复。现在正是欧洲和中国挺直腰杆的时候。它们应拒绝被卷入贸易战，并对特朗普说：你可以随意损害自己的经济；我们将坚持最适合自身的政策。
只要其他国家不反应过度，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所带来的代价未必像许多报道所描述的那样高昂。特朗普贸易政策引发的措施与反制措施所涉及的贸易额已达1000亿美元，《金融时报》的肖恩·唐南（Shawn Donnan）估计，这一数字可能很快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6%。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这一估计是以报复的发生为前提的，而报复未必会出现。《金融时报》估计，这一数字可能很快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6%。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这一估计是以报复的发生为前提的，而报复未必会出现。
更重要的是，关键在于收入和福利，而非贸易本身。即使贸易量遭受重创，整体经济表现也未必会受到太大影响。一些欧洲航空公司青睐波音而非空客，而一些美国航空公司则偏好空客而非波音。贸易限制可能导致美欧之间这一大规模双向航空器贸易完全崩溃。但只要航空公司将这两家公司的产品视为近似替代品，整体经济福利的损失就会很小。
这并不是要淡化欧洲和中国特定企业在美国市场日趋封闭时可能承受的成本。但对于每一家被迫寻求替代市场的出口商而言，也可能有另一家国内企业获得新的经济机会。随着美国贸易萎缩，美国的竞争对手也会减少，美国市场的竞争也会随之减弱。
经济学家通常以相反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他们反对过度关注自由贸易的受损方，并痛斥忽视出口方受益者的倾向。他们现在也不应重蹈同样的谬误，无视美国的保护主义必然也会在其他国家产生一些受益者。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最终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其带来的经济后果将远比其当前造成的自我伤害严重得多。但如果真的发生，这既是特朗普愚行的结果，也是欧洲和中国误判与过度反应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