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国际服务贸易规模迅速增长,事实上,其增速已超过货物贸易。1980年至2011年期间,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长7.3%,而服务贸易年均增长8.2%(WTO 2013)。同一时期,许多发达国家的移民人数也迅速增长。
自 Head 和 Ries(1998)以及 Rauch 和 Trindade(2002)的开创性论文以来,许多研究分析了移民与货物贸易之间的联系,但移民与服务贸易之间的联系几乎尚未得到探讨。然而,由于服务提供需要针对客户的特定信息,这种联系可能尤为重要。
在最近一篇 NBER 工作论文中,我们探讨了这种联系,重点关注移民到英国的人群可能通过哪些渠道促进或“替代”英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服务贸易(Ottaviano 等,2015)。为此,我们使用了两个数据来源:国际服务贸易调查(ITIS)和季度劳动力调查(QLFS)。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区分42种服务类型,并据此探讨企业层面的这些服务出口和进口与企业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移民劳动者群体变化之间的关系;后者的数据来自 QLFS。
图1按服务类别细分英国服务出口和进口,显示商业服务以及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协议在进口与出口中均占主导地位。这些服务需要大量特定国家和特定机构的知识。
图1:英国按服务类型划分的服务出口和进口,1999—2005年(千英镑)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移民会促进最终服务出口,整体如此,尤其会促进对其原籍国的出口。我们还发现,移民会减少某些类型的中间服务进口。此外,当贸易伙伴之间的文化和制度差异更大时,这些影响也更强。
移民如何影响服务贸易?
移民可能帮助本国企业克服与外国市场之间的文化和制度壁垒,从而降低向其原籍国出口服务或从该国进口服务的成本(例如,Gould 1994;Head 和 Ries 1998)。与货物贸易相比,这种成本降低对服务贸易可能尤为重要,因为在海外提供服务往往需要理解文化特殊性,其要求远超在海外销售实物商品所需的程度。例如,向海外销售商业服务,要求企业细致了解外国市场的商业文化;而向海外提供法律服务,显然需要详细了解当地法律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此前的研究(见 Ottaviano 等,2013)表明,移民可能替代原本由其原籍国劳动者完成、随后再进口的工作,从而减少中间品进口。换言之,本土企业可能面临这样的选择:雇用来自某个特定国家的本地移民劳动者,或者将这项工作“离岸外包”给该国的外国劳动者,再进口成品。因此,移民也可能影响中间服务进口。
最后,除可能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外,移民还可能通过提高企业整体生产率,促进其面向所有目的地的服务贸易,进而提高海外销售所带来的利润(例如,见 Grossman 和 Rossi-Hansberg 2008;Harrison 和 McMillan 2010;Wright 2014;Baldwin 2010;Baldwin 和 Robert-Nicoud 2010)。这些生产率提升的潜在来源包括“多样性效应”(Ottaviano 和 Peri 2005;Brunow 等,2013):移民促进创造力并帮助产生新想法;以及“专业化效应”(Peri 和 Sparber 2009):移民在执行某些生产任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使企业内部能够实现更大程度的劳动分工。当这些收益足够大且企业面临固定的出口壁垒时,这些收益可能帮助企业克服壁垒,进入原本可能无法服务的外国市场。
在数据中关联移民与服务贸易
我们的实证分析旨在估计移民对服务贸易的因果影响。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例如蓬勃发展的当地劳动力市场既促进贸易活动、又吸引移民劳动者,可能造成虚假相关并使估计产生偏误。不过,我们可以聚焦于由移民流动的历史模式及其网络效应所能解释的那部分移民流入,从而避免这种虚假相关。如果移民会为了靠近同胞而定居于某些地区,那么各移民群体历史上的定居地既能很好地预测该群体当前的定居模式,同时又与这些地区当前的经济状况无关(Altonji 和 Card 1991;Card 2001)。我们利用这一事实构建由“网络驱动”的移民流入,并追踪其对当地劳动力市场中企业服务贸易的因果影响。
移民、生产率提升与服务贸易
我们的研究发现,某一特定国家移民在某个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占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企业对该国的服务出口就会增加6%至10%(双边效应)。我们发现,这一效应主要来自已在该市场经营的企业出口增长,而非新企业进入市场。此外,对语言和法律专业知识依赖程度较高的服务,这一效应最强;而对于技术服务出口,效应并不显著。这些发现与以下观点一致:对于文化内涵发挥重要作用的服务,移民是创造服务贸易的有效渠道。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的是,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相比,向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出口时,这些效应要大两到三倍。
其次,我们发现,当地移民总体占比会影响英国服务出口,且这一影响超出双边成本降低带来的效应。这一影响约为双边效应的四分之一,表明移民劳动力可能带来生产率提升。我们还发现,这一影响不仅会促使企业向现有贸易伙伴出口更多服务,还会推动新企业进入此前尚未开拓的市场。具体而言,我们发现,当移民占当地总人口的总体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时,企业出口某些服务的概率会提高0.10%。这些影响在语言和法律密集型服务中也最强,表明移民是克服贸易文化壁垒的关键。
移民与服务离岸外包(进口)
最后,如上所述,移民可能减少中间服务进口。我们发现这一效应有强有力的证据,而且几乎完全由语言和法律密集型服务的贸易所致——也就是文化和制度内涵较高的服务。总体而言,我们发现,来自某国的移民人数增加三个百分点后,与该移民原籍国之间的双边离岸外包(中间服务进口)每年减少1%。
结语
国际服务贸易和移民是全球化进程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我们发现,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联系,这意味着移民政策可能影响服务企业的出口和离岸外包活动。具体而言,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克服文化和制度壁垒,因此移民在促进服务贸易方面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其量化影响也可能比促进货物贸易更为显著。同时,我们发现,对于文化内涵重要的服务,移民可能减少这些服务的离岸外包,这是移民与贸易联系中一个重要的细微之处。
参考文献
Altonji, J G 和 D Card(1991),“移民对低技能本土劳动者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NBER 章节,载于: 《移民、贸易与劳动力市场》:201–234。
Baldwin, R 和 F Robert-Nicoud(2014),“货物贸易与任务贸易:一个整合框架”, 《国际经济学杂志》,第92卷第1期。
Baldwin, R(2010),“思考离岸外包与贸易:一个整合框架”,VoxEU.org,4月23日。
Brunow, S、M Trax 和 J Suedekum(2013),“文化多样性与工厂层面的生产率”,NORFACE 讨论论文第28号。
Card, D(2001),“移民流入、本土人口流出与移民增加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劳动经济学杂志》,19:22–64。
Grossman, G 和 E Rossi-Hansberg(2008),“任务贸易:离岸外包的简单理论”, 《美国经济评论》,98:1978–1997。
Gould, D M(1994),“移民与原籍国的联系:对美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实证意义”, 《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第302–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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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K 和 J Ries(1998),“移民与贸易创造:来自加拿大的计量经济学证据”,《加拿大经济学杂志》,第47–62页。
Ottaviano, G、G Peri 和 G C Wright(2013),“移民、离岸外包与美国就业”,《美国经济评论》,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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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ch, J E 和 V Trindade(2002),“国际贸易中的华裔族群网络”, 《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84(1):116–130。
Wright, G C(2014),“重新审视离岸外包对就业的影响”, 《欧洲经济评论》,66。
世界贸易组织(2013),“《2013年世界贸易报告》”,WTO 出版物。
本文由 VoxEU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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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ianmarco Ottaviano 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CEP 副研究员,并担任米兰博科尼大学 Paolo Baffi 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中心副主任。 Giovanni Peri 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兼移民研究集群主任。 Greg C. Wright 是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助理教授。
图片:2009年3月6日,一艘集装箱船驶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布勒湾。路透社/Andy Cl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