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何去何从?

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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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WTO)自2008年以来深陷系统性危机,这一点已广为人知。尽管2013年12月的巴厘部长级会议取得了相对次要的成功,但WTO的谈判职能实际上仍然陷于停滞。计划于2015年12月举行的内罗毕部长级会议,不太可能产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尤其难以打破多哈回合的僵局。这种谈判僵局持续得越久,WTO的根基就会越发崩塌,尤其是其最为珍视的明珠——争端解决机制。原因何在?因为一个无法实现现代化、无法持续更新规则的机构,将会被绕过,而且正在被绕过。在其第20个年头,WTO正面临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

竞争性构想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们对WTO存在相互竞争的构想。一种构想满足于“WTO 1.0”,即一个优先照顾大多数发展中成员的组织,重点在于抑制谈判雄心,以免过度拉伸这些成员的政策与制度能力而带来后果。另一种构想则提出“WTO 2.0”,即规则应持续更新和扩展,以反映现代贸易与投资的现实,尤其是驱动这些现实的全球价值链(GVCs)。

两大广泛阵营,除其他外,倡导“WTO 1.0”:最不发达国家(LDCs)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小型脆弱经济体(SVEs)等其他贫困或小国群体;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大型新兴市场,加上一系列中等强国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国家大多认为,WTO不应对其成员施加不当义务,差别化义务,即特殊与差别待遇(SDT),应渗透于整个体系之中。许多国家还对全球价值链能否带来WTO 2.0倡导者所宣称的利益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布不均,利益集中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成本则集中于其发展中东道国。

同样,两大广泛阵营倡导“WTO 2.0”: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希望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太平洋联盟成员国。这些国家认为,WTO规则需要扩展和更新,相互市场准入也应同步推进。因此,它们主张将竞争和投资等新议题纳入WTO的规则框架。

一如既往,这种两极化的光谱式观点掩盖了一些重要现实。WTO 2.0的倡导者似乎无法应对某些国家农业游说团体的力量。农业游说团体本质上正是WTO 1.0世界的产物。这一长期失败助长了那些坚持WTO 1.0范式的怀疑者,他们有理有据地认为,双重标准损害了信任以及WTO的合法性。因此,农业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几乎肯定不会得到解决。同样,在某些WTO 1.0国家中,希望本国政府加入WTO 2.0规则或市场准入承诺的游说团体也在日益壮大,但它们的诉求常常被占主导地位的WTO 1.0范式所牺牲。面向非洲市场的南非服务出口商便是一例。

权力平衡的转变

这些贸易领域的“低政治”如今正与全球事务的“高政治”融合。新兴市场在世界贸易与投资中的持续崛起,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正缓慢但坚定地将全球权力平衡从北方和西方向东方和南方倾斜。这给WTO的西方设计者,以及其所处的更广泛的全球贸易与投资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些紧张关系在美国尤为突出,并在各种内部政治斗争中展开,束缚了行政部门在贸易体系、尤其是WTO中行使领导作用的手脚。

因此,美国正将目光投向其他方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些“超大区域”贸易谈判一方面试图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开创符合WTO 2.0构想的新规则,另一方面也试图恢复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公开意图是,通过竞争性自由化的进程,将美国以及美欧之间的监管偏好延伸至WTO。

这场高风险的博弈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巨型区域协定最终能否成功。虽然TPP的达成似乎已可望见,但其最终通过取决于一个复杂的政治周期,其中尤其包括2016年美国大选。TTIP的前景则更不确定,因为各方之间的谈判力量更为分散,而且欧盟的监管偏好在一些重要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

那么,这一切将如何收场?在我与Robert Lawrence共同撰写的世界经济论坛关于贸易高政治与低政治的报告的结论章节中,我们提出了三种情景:

  • 积木式:TPP和TTIP顺利达成,兼顾“局外者”的关切,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随之形成良性循环。监管议程通过包容性的诸边安排纳入WTO,其模式参照《贸易便利化协定》中分层级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阶梯”)。WTO 2.0通过在其与WTO 1.0之间提供协商一致的路径而逐步建成。这一情景几乎必然要求农业问题得到持久解决。

  • 绊脚石式:在这一可能性更大的情景中,激烈的贸易谈判使TPP和TTIP中出现诸多妥协,包括在监管方面的妥协。因此,美国和欧盟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未能得到决定性恢复,留下了领导力的模糊性。但仍有足够的进展,使中国等关键发展中国家与巨型区域协定的成果趋同,从而使关键力量向WTO 2.0倾斜。然而,在缺乏决定性领导、且对WTO 2.0存在相互竞争的构想的情况下,朝该构想推进绝非板上钉钉。简言之,结果将是持续的模糊状态,其中出于各自国内改革需要的中国和印度偏好将日益凸显。

  • 崩塌式:仍然存在很大可能性,尤其是TTIP可能长期拖延而无法得出决定性结论。因此,美国和欧盟在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将受到束缚,加速中国及新兴市场潜在领导地位的崛起。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在未来数年内都无法行使决定性领导,结果很可能是停滞不前,并通过区域性机制继续施加影响——以中国为例,如RCEP。因此,WTO因持续停滞而释放的离心力将全面增强,其后果难以预料。

显然,在我们弄清楚巨型区域协定(尤其是TPP和TTIP)将如何成形之前,无法断言世界贸易体系最终将走向何方。尽管如此,绊脚石式的世界似乎最有可能出现,世界贸易组织将在各大贸易强国为领导地位和影响力布局的同时,局促不安地处于两者之间。若中国的监管偏好向美国和欧盟的规范趋同,这一情景或许会有好的结果,但这一结果远非确定。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The High and Low Politics of Trade》, 可在此处获取

作者:Peter Draper是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AIIA)经济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同时是世界经济论坛的 贸易与FDI全球议程理事会

图片:皮划艇运动员在2011年5月1日划过停泊于开普敦外海的一艘船只,借助白天最后的光线前行。REUTERS/Mike Hu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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