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是否已达峰值?

全球贸易是否已达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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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峰值:暂时趋势还是新常态?

过去六十年间的“程式化事实”之一,是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全球产出和收入。这与此前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贸易相对于产出的弹性低得多(Irwin 2002)。事实上,战后历史上,全球贸易相对于全球收入的增长率前所未有地高。这得益于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变革、商业创新和政策改革,更不用说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个比率的历史

贸易与收入或产出之间的比率并非恒定不变。历史上既有贸易与生产之比迅速上升的时期,也有贸易与收入走势更加同步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头十年中期,是一个显著偏高的异常时期。这段时间横跨了两项重大的地缘政治发展和一项经济发展:

  • 柏林墙倒塌,中欧和东欧国家重新融入西欧;

  • 在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后,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并最终加入WTO;以及

  • 大型制造商和零售商大幅扩大所谓全球价值链(GVC)的使用,将生产流程中的部分环节外包给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

自21世纪初起,全球贸易增速相对于收入增速有所放缓(图1第一幅图)。2008年后,贸易增长尤为疲弱,与GDP增长表现极其乏力相符(第二幅图)。事实上,最新数据表明,贸易增长甚至未能跟上全球产出增长,并已开始下降。经合组织5月下旬报告称,七国集团(G7)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南非,即“BRIICS”)以当期美元计的商品进出口总额,在2015年第一季度较上一季度分别下降7.1%和9.5%(第三幅图)。

贸易正在全面下滑,这与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后紧接着的时期形成对照;当时BRIICS的贸易相对活跃。新兴经济体3月份出口额同比下降13.5%(Kynge 2015),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一直在下降,制成品进口也在减少,这对主要经合组织国家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产生了连锁影响。中国以当期美元计的进口额从2014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一季度下降了17%。BRIICS整体进口额下降18%;G7进口额下降11%(OECD 2015)。

这些负面发展是在贸易基本持平的四年之后出现的;此前贸易已从2009年的大幅下滑中复苏(图1第三幅图)。尽管近期数据受到美元升值的影响,但以本币计量的贸易也得出了相同的基本结论。目前,贸易并未推动工业化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

图1. 2000年以来及2007年以来的贸易收入弹性、出口/GDP比率和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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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ECD(2015)。

贸易是否已达峰值?

贸易增长缓慢,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世界经济是否遇到了“贸易峰值”约束,即全球贸易与GDP之比已触及上限(Economist 2014)。1950年至2008年间,全球贸易增长了27倍,是全球GDP增幅的三倍。因此,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全球贸易与GDP之比从20世纪60年代的约25%升至如今的60%。2009年以来贸易增长缓慢(几乎没有增长),意味着这一比率自2008年以来没有变化。如果近期贸易下滑持续下去,那么对全球整体而言,60%或许就会成为峰值。 一部新的CEPR/EUI电子书探讨了这一问题。书中作者试图厘清贸易放缓背后的各种力量。任何此类分析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评估近期状况主要源于宏观经济力量——基本上是周期性现象,反映了重建资产负债表、削减公共部门赤字和债务所导致的需求疲软——还是说,除周期性驱动因素外,还有其他更具结构性或长期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意味着世界经济可能必须适应全球贸易的“新常态”。

全球贸易是否已达峰值?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虑压制贸易增长的宏观经济(周期性)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衰退、重建资产负债表和减少债务负担所伴随的消费与投资需求疲软等——然后评估这些因素本身是否足以解释贸易放缓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原因。如果不足,问题便转向其他可能在起作用的力量。该领域的文献尤其关注贸易的收入弹性,将其作为概括影响收入(产出)变化与贸易关系的各种驱动因素的指标:贸易如何响应(或与之相关于)总收入的既定变化(例如 Gruber et al. 2011,Bussiere et al. 2013)。如图1所示,这一弹性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在下降,说明除(显然重要的)短期宏观经济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周期性解释

人们普遍认同,过去四年贸易缺乏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总需求疲软,欧元区尤为明显,中国近期也出现了这一情况。欧盟内部贸易约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因此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持续的衰退环境对全球贸易造成了格外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放缓——中国占全球进口的另外10%——以及新兴经济体近期贸易下滑,显然宏观经济因素对贸易增长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当前宏观环境能否解释观察到的贸易停滞的大部分,还是另有因素在起作用。电子书的部分作者——Boz et al.、Veenendal et al. 以及 Ollivaud 和 Schwellnus——认为,综合来看,周期性力量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其他作者则有力地论证了结构性力量也在起作用。

结构性因素

电子书分析了若干可能导致贸易收入弹性下降的“结构性”(即非宏观经济)解释。一种解释是,贸易放缓反映了中国和中欧、东欧一体化进程的结束——也就是说,高贸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过渡现象。第二种解释是,企业参与生产国际分工的能力(及其激励)已达到极限,而这种分工正是GVC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对国内产业的支持有所增加,降低了企业和家庭向外国供应商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意愿。

中国

电子书的所有作者都认同,中国的发展对理解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收入弹性大幅上升、以及这一弹性自21世纪头十年中期开始下降,都至关重要。这可以视为一个过渡性因素,因为欧洲和中国重新融入世界都是有时限的事件,会带来无法持续的高贸易增长率——与很大程度上摆脱自给自足相关的调整一旦完成,贸易增长必然会更加贴近收入增长。就中国而言,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决定推动经济再平衡,转向国内吸收,并摆脱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正如 Gaulier et al. 在其章节中所论述的,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对世界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尚不清楚,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南非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及其各自邻近地区——能否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推动市场区域一体化,进而成为新的贸易引擎,将全球贸易与GDP之比推向更高水平。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对于这些新的参与者而言,中国将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他们将更难效仿近几十年来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所推行的出口驱动型增长战略。

涉及GVC战略的解释

对于贸易放缓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基于GVC的国际生产战略“收益递减”,各方看法不一。人们普遍认同,GVC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上半期全球贸易相对于收入迅速增长的一个因素,也有助于解释2008年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的崩塌,以及2009—2010年的迅速复苏(Baldwin 2009)。采用GVC导致贸易/GDP比率上升的一个原因,是这反映了贸易和GDP的计量方式。贸易流量按总值记录,包括产品所含中间投入品的价值。因此,作为GVC一环从A国运往B国的投入品,会被计为A国对B国的出口;随后B国将加工后的产品出口至C国(或返销A国)时,其价值也会包含进口投入品的价值。从增加值角度看,这意味着重复计算。相比之下,GDP是一个增加值概念:它是经济体生产的所有增加值之和,仅计入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国际生产在各国之间的分工越细,相对于总增加值而言,相关的贸易总流量就越大。如果企业在某个时点实现了其认为最优的GVC分布,那么与这一过程相关的贸易增长将会放缓,并与总产出(增加值)的增长更加一致。事实上,如果企业管理者认为缩短供应链或将生产“迁回本国”更为合理(即更有利可图),那么记录在案的贸易总流量就会下降,贸易总值与增加值贸易之间的差距也会缩小。

供应链专家预测,未来几年,供应链将从高度分散、横跨全球的模式转向更加依赖区域生产网络(Srinivasan et al. 2014,Stank et al. 2014)。这也可能是采用3D打印等新技术(“增材制造”)的结果。

扭曲贸易的政策

对于贸易放缓的另一种可能解释——保护主义——各方也未达成共识。主流观点认为,保护主义并未在减少贸易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尽管许多作者承认它可能在边际上有所影响。Simon Evenett 和 Johannes Fritz 在各自的论述中对此观点提出异议。他们指出,即使政策对全球整体的影响有限(他们并不认同这一点),也可能对特定国家(群体)和特定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更广泛地说,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许多政府似乎采取的政策,是通过补贴或税收制度扶持国内产业,而非大幅提高平均边境保护水平。不同类型“隐晦”政策对特定国家和行业的影响,可能比一般认为的更为显著。

新常态?未必

有若干理由表明,未来几十年贸易很可能快于收入增长,从而推动全球贸易(出口加进口)与GDP之比突破目前似乎停滞的水平——约60%。一种可能是,持续和未来的技术变革、新国际商业模式的采用以及进一步的贸易政策改革,将支持贸易更快增长。正如 Ahmed、Bieron 和 Melin,以及 Shehata 在各自章节中强调的,展望未来,贸易增长快于收入增长的潜力巨大,因为技术正增强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互联网、数字化、更高效的物流、电子支付系统、翻译软件等,都可能推动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化。

另一项潜在驱动力是,未来服务贸易可能显著快于商品贸易扩张,尤其是考虑到服务贸易也包括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实现的销售。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近期为收集服务贸易政策限制性信息所作的努力清楚表明,服务贸易壁垒往往相当显著。1 加拿大—欧盟《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或《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新一代贸易协定,可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平均水平。政府单方面采取行动,推动服务市场竞争以提高生产率,也可能有助于促进服务贸易。服务的可贸易性高于一般认识(Gervais and Jensen, 2013),因此服务贸易限制确实构成潜在贸易扩张的障碍。

当然,服务贸易自由化未必能够取得进展。事实上,如果贸易放缓部分源于损人利己政策,且此类政策延伸到服务及相关政策领域(如数据流动),那么世界贸易低迷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政策关注都集中于传统贸易政策——关税以及所谓的临时性贸易壁垒,例如反倾销措施(通常并不那么临时)和保障措施——而非其他可能更大程度扭曲贸易的政策(补贴和其他扶持国内企业的措施)。

结论

这部CEPR/EUI电子书的各篇文章清楚表明,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共同对全球贸易增长表现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危机后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特别是总需求疲软,以及其中耐用品和投资品需求疲软——是近期贸易放缓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这一影响仍在持续。中国经济逐步摆脱出口驱动模式,转向更加依赖国内吸收,这是另一个因素;它叠加在欧元区疲软之上,并对其他新兴经济体产生了额外的连锁影响。

明确证据表明,贸易增长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就已开始放缓;全球贸易相对于GDP的极高增长,部分源于中国以及中欧、东欧国家重新融入世界经济,而这一进程又得益于GVC参与度的迅速提高和相关FDI流量。就其性质而言,这一进程是过渡性的;与重新融入相关的调整过程一旦结束,由此带来的贸易增长率必然会逐渐放缓。

区分“中国因素”与“GVC战略收益递减”这两种贸易放缓解释很重要,因为GVC的发展一直是中国贸易扩张的重要特征(中欧和东欧也如此)。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进一步运用“GVC技术”并深化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仍有巨大潜力,因此不能据此断定世界已达到“贸易峰值”。总体而言,周期性逆风消退后,贸易增长很可能再次超过GDP增长,尽管由于前中央计划经济体实现的贸易增长具有过渡性,其幅度不会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大。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些地区落后于欧洲、东亚和北美,以及它们能否提高参与GVC和生产国际分工的程度。这在重要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政府采取行动降低贸易成本并避免“保护主义”——也取决于未来几年国际服务贸易和数字交易的扩展程度。如果危机后贸易扭曲政策趋势“迄今为止还不错”的主流评估需要重新审视,那么展望未来,贸易增长将面临额外阻力。

归根结底,贸易/GDP比率上升只是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反映。GVC扩张所体现的生产分工也发生在国内。如果全球贸易/GDP比率最终趋于平稳,国内和区域层面的持续分工与专业化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如 Moreira et al. (2013) 等人所论述的,国内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成本同样重要;对一些国家而言,前者可能高得多(例如印度尼西亚,一个幅员辽阔的群岛国家)。这些考量说明,必须继续——而且要更加有力地——推动广义贸易成本的降低,包括国内和国际贸易成本。

参考文献

Baldwin, R(编)(2009),《贸易大崩溃:原因、后果与展望》,伦敦:CEPR。

Bussière, M, G Callegari, F Ghironi, G Sestieri 和 M Yamano(2013),“估算贸易弹性:需求弹性与2008—09年贸易崩塌”,《美国经济学杂志:宏观经济学》5(3),第118–151页。

The Economist(2014),“国际贸易——令人担忧的轨迹”,12月13日。

Gervais, D. 和 J.B. Jensen,2013,“服务的可贸易性:地理集中度与贸易成本”,NBER工作论文19759,马萨诸塞州剑桥。

Gruber, J, F di Mauro, B Schnatz 和 N Zorell(2011),“贸易崩塌后全球及美国贸易走向何方:问题与替代情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国际金融讨论论文第1017号,华盛顿特区。

Irwin, D(2002),“世界贸易与收入的长期趋势”,《世界贸易评论》1(1),第89-100页。

Kynge, J(2015),“新兴市场贸易下滑源于中国”,《金融时报》,6月2日。

Moreira, M, J Blyde, C Volpe Martincus 和 D Molina(2013),《出口路途遥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内运输成本与区域出口差异》,华盛顿特区:IDB。

OECD(2015),“2015年第一季度国际贸易大幅放缓”,新闻稿,5月28日。

Srinivasan, M, T Stank, P Dornier 和 K Petersen(2014),《全球供应链:依据EPIC框架评估各地区——经济、政治、基础设施与能力》,纽约:McGraw-Hill。

Stank, T, M Burnette 和 P Dittman(2014),“全球供应链”。

脚注

1 见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servicetrade/aboutData.htm 和 http://www.oecd.org/tad/services-trade/services-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htm。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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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ernard Hoekman 是欧洲大学研究院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全球经济学主任;CEPR成员。

图片:一艘货船停靠在巴拿马城的米拉弗洛雷斯船闸。REUTERS/Carlos J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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