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与关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正在使世界经济面临风险，理查德·萨曼斯（Richard Samans）撰文指出。
然而，欧洲可以斡旋促成一条“积极的退出通道”，使国际合作的各个方面全面发力。
本文的一个版本最初由布鲁金斯学会发表。
欧盟、日本、瑞士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明智地以审慎的方式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对等”贸易倡议。美国政府显然是在边摸索边调整，需要反复权衡多方面的考量，其中尤其包括全球贸易战可能使美国及其他经济体陷入衰退、金融市场陷入暴跌的前景。
事实是，世界经济当前的失衡事关每个人的利益，而90天暂停在执行大多数拟议关税加征措施方面所作的暂停，为制定更具合作性、因而也更有效的危机解决方案提供了契机。
是的，尤其是（但不限于）美国和中国的外部失衡规模之巨大、持续之顽固，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土造成的现象——即美国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6%，以及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约为56%，远低于其他工业化经济体（印度为71%、马来西亚为72%、巴西为82%）以及全球平均水平（76%）。
但问题在结构和历史两个层面上都更为深层。世界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已逾50年，显然该体系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大规模经常账户失衡和货币错位时有发生并持续存在，同时影响富国与穷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筹备期间提出的关切，即不对称的调整负担由赤字国承担，这一问题跨越时代持续回响。
如今，世界应当已经十分清楚，美国存在一种持久的两党共识，即该国已不再拥有在经济规模和技术领先方面的巨大优势——正是这一优势使其在20世纪后半叶对贸易政策普遍采取非互惠、外交政策优先、股东短期回报优先的做法。与此同时，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与发展，即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多种 形态各异的“混合经济”，而多边贸易规则对这些形态的处理并不充分。
欧盟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应接受推动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的前提——即世界经济及其许多主要规范和制度需要重新校准与重建——并提出一条更为有效、风险更小的前进道路。美国和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通过坚持强硬立场，它们正在与世界经济、并由此与自身进行一场“胆小鬼”博弈。欧洲具备有利条件，可借鉴历史先例斡旋促成一条积极的退出通道，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以及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达成的协调刺激措施这两次最近的成功宏观经济合作。
然而，若要此次真正奏效，这一“G3”即美国、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协议必须是一笔真正的大交易，让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方面全面发力。它需要在财政、货币、发展和贸易政策方面包含重大举措，以便为各主要当事方以及国际社会整体带来可证明的净收益。在所有这些领域，其雄心必须远高于几十年来所展现的水平，甚至可以说，要高于布雷顿森林会议本身以来的水平。
财政政策：中国需要在具体层面同意实施改革，足以将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至与其在维持全球经济动能与稳定方面所承担责任相称的水平——例如，在未来十年内提高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需承诺，不抵消其扩张性国防相关支出增加的财政影响（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额外增加GDP的1%）。另外，美国需同意设定一个目标，以有序削减其财政赤字，使之降至更可持续且与周期相适应的水平——例如，在未来4年内从当前的6%以上降至GDP的约2.5%，这一目标仅略低于财政部长贝森特（Bessent）所倡导的GDP的3%目标。
货币政策：三方均应表明，若有需要，愿意有条件地协调一致地干预外汇市场，以支持美元有序、有限地（例如10%至15%）贬值，使其达到更符合全球经济失衡渐进且对称调整的水平，并在必要时强化上述财政政策措施的预期效果。此外，三方还应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独立（无需事先经董事会批准）计算并公布汇率参考区间，按半年度进行，该区间须符合其认为与此即时目标相一致的标准，并服务于更大、持续性的目标，即避免全球经济出现大规模且持续的失衡。
发展政策：就更广泛地促进全球增长与发展而言，三方应同意支持全面、加速落实由为此目的设立的G20独立专家组于2023年提出的建议所概述的“更好、更大胆、更大规模”的多边开发银行（MDB）改革。这将使年度可持续贷款水平到2030年增至三倍，达到每年3900亿美元，以惠及贫困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存在大量劳动力未被充分利用的情况，因而具有可观的额外增长潜力，能够为世界经济（以及美国出口）增添动能。同样，协议各方应宣布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期发行特别提款权（SDR），或每四至五年发行相当于5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并结合对规则进行修改，以规范其会计处理和使用，用于以下具体且有限的目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与重组；紧迫的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优先事项，例如加速淘汰和替换燃煤电厂以及甲烷减排；以及大流行病的预防与应对。
贸易政策：上述全球协议的前三个组成部分将使更广泛的“让步平衡”成为可能——即一种正和博弈的政治结果——而这在多哈回合中是缺失的，并且至今仍阻碍着更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努力。如上文所述，发展融资的大幅持续增加这一“胡萝卜”，以及美国对关税进行潜在单边调整这一“大棒”，有助于为该机构和多边贸易体系进行建设性、经谈判的重新设定创造必要条件。一次性的、经谈判的关税表重新平衡，结合规则和程序的现代化，以更好地适应贸易与产业政策的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并辅以在发展与气候融资方面大力、持续的推动，以及将贸易优惠重新聚焦于低收入国家，或可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运作模式提供政治基础。为提高所有这些举措成功的前景，美国应在整体协议中表明，愿意就其最具合理关切的国家（依据其实际做法而非双边差额）的关税再平衡目标进行磋商，以尽力而为且有时限的方式，采用该组织章程所授权的、用于此目的的程序。
总之，这一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国际经济协议，比美国政府所采用的生硬且有风险的工具更有可能推动全球经济失衡实现重大且持久的调整。它将为全球增长和气候行动注入强心剂，而从最新的、不断恶化的预测来看，二者显然都需要一剂强心针。尤其是若金融市场动荡和对衰退的担忧因贸易政策冲击及相关不确定性而持续，美国政府可能会开始寻找一条退路，既能为重振全球及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以及使国际经济机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争取部分功劳，又不致失去颜面。欧洲已同意承担协议中属于其的财政部分，具备有利条件规划这一路径，为世界经济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使各国在未来多年中受益。
理查德·萨曼斯是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以及联合国经济学家网络特别顾问。他此前曾任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主任及G20/G7协调人（Sherpa）、世界经济论坛董事总经理，以及克林顿—戈尔政府第二任期内的总统国际经济政策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高级主任。他著有《Human-Centred Economics: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Nations》，该书入选《金融时报》评选的2024年经济学最佳图书之一。此处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并主要源自其近期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篇出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