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贸易环境正处于变动之中，但尽管过去五年来保护主义抬头，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化仍被证明具有韧性。
未来的发展路径包括：数字领域，其中多边主义是当下的迫切需要；绿色领域，“绿色发展”是新的工业增长战略；以及区域主义，区域或双边协定正在构建凝聚力。
可贸易服务领域的就业需求与出口市场的可行性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是下一个重大投资领域，将在未来几年为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本文改编自新冠疫情后的全球贸易地图：全球企业、投资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去向何方？
过去五年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骤停，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供应链活动中断，促使一些评论人士宣告全球化已经“终结”。
但事实是，对于参与商品、服务、技术和金融交换、传输与销售的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全球化远未消亡。诚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高管们需要灵活敏捷地应对当前这一处于变动之中的新环境。
事实上，全球贸易环境近期的发展，包括绿色框架、数字规则和区域伙伴关系，所展现的并非全球化的消亡，而是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可能呈现的面貌。
全球化及其“不满”
全球化的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使货币、资本、信息、创新、商品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过程得以加速。
这些商业往来得益于规范、法律、制度和贸易条约的支撑，例如全球层面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区域层面的东盟等协定。在国家层面，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进一步促进了贸易便利化：例如，一个集装箱货物可以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无缝衔接的物流走廊，从杰贝阿里港运抵迪拜国际机场，四小时之内。
在金融服务领域，伦敦金融城以及后来居上的新加坡等枢纽，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人才，从事投资银行、交易、金融科技以及资产与财富管理业务。高管及其团队借助这些枢纽，深入拓展欧洲、中东、非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业务“分支”。
不幸的是，促进财富创造和经济机遇的全球互联互通，同样存在阴暗面，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显现出来。国际恐怖主义（如9·11袭击）、环境退化、网络攻击、流行病、人口贩运以及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等全球性和跨国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传导。此类风险可能在某一司法管辖区出现，并通过那些曾促进全球化“光明面”的相同渠道，轻易扩散至各地。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内部的不满呈现出另一种形式——尤其在发达经济体中较为突出——而全球化进程常常被归咎于此：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尽管全球贸易使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并在全球层面大幅缩小了不平等（例如中国与西方之间、东南亚与西方之间的不平等），但收入、财富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一直在稳步加剧在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内部。显然，全球化的好处并未为所有人共享。然而，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只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导致这些社会内部不平等加剧的诸多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一些领导人仍觉得，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既易于被接受，也有政治上的便利。例如，日本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成为美国部分群体的愤怒的目标。近来，一些激进的政客和评论人士将某些群体（如移民工人）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明确视为国内中产阶级萎缩的因果因素。
近几年，经济民族主义以各种形式抬头，在某些情况下，新冠疫情之后这一趋势还有所加速。无论国内不平等和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为何，政治人物都以下列方式对贸易采取了对抗行动：
对商品的抵制。近年来，一些国家关注商品贸易的平衡（或失衡），将其作为减少进口或实现生产回流的途径。关税成为解决此类失衡问题的首选政策工具，但在实施过程中，其效果喜忧参半。数据显示，提升国内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努力，是以代价换来的：这一点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而言，可谓字面意义上的代价。
对人员流动的限制。针对全球贸易所引发的焦虑，各方的回应并不局限于商品或商品贸易量。各国也纷纷收紧移民政策，承诺保护国内工人免受所谓的不利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限制人员流动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在新冠疫情限制期间，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农业工人数量急剧减少，这导致食品价格急剧上涨，并达到六年来的最高水平。
技术分化。尽管各国、企业和个人的服务进出口规模空前，但美国与中国之间在某些技术贸易方面的分化已然形成。事实上，这种局面已被称为“技术冷战”，即世界上“两大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对抗。
虽然一些欧洲国家也已通过立法，限制针对特定目标或行业的外国投资，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于2020年底签署——旨在在联邦层面，改善中国与欧盟之间相互投资的法律和做法。尽管该协定目前已被搁置，但谈判确实表明双方愿意展开磋商，以期提升各自经济体内的投资水平。
未来的三条新兴路径
在动荡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后疫情时代贸易格局的轮廓正日益清晰，尤其是在数字、绿色和区域领域。
1. 数字领域
多边框架是当下的迫切需要，以避免全球经济在疫情重创之下再承受更多经不起的贸易战。
在数字化世界中，数据保护和用户隐私安全一直是跨境摩擦的主要问题。但在这方面，我们正看到切实的努力。为此，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提供了一个通用的范本，甚至启发了《加州消费者隐私法》。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争议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其中一个复杂问题是数字服务税。尽管经合组织曾试图为数字税制定一个框架，但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多边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英国、法国、印度和意大利等国已开始对数字服务征收税，而美国则根据其贸易法第301条采取了后续行动。因此，多边框架是当下的迫切需要，以避免全球经济在疫情重创之下再承受更多经不起的贸易战。
争议问题上已出现一定的早期趋同，这是一个积极的动向，表明尽管迄今为止仍难以形成统领数字领域的总体框架，但消费者的关注将成为决定监管性质的主导力量。
2. 绿色领域
至少在发达国家，“绿色发展”正日益成为新的工业和增长战略。
气候行动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政策制定的基础——至少在发达国家，“绿色发展”正日益成为新的工业和增长战略。
诚然，挑战依然存在。近期关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讨论——实质上是一种与排放相关的进口关税——是朝着全球“碳俱乐部”全球“碳俱乐部”迈出的第一步的迹象，可能会将无法达标国家的出口拒之门外。但当下正是合作的历史性机遇。随着全球气候承诺不断加强，规模经济使绿色能源和技术的成本迅速下降。
3. 区域化路径
在全球贸易体系改革持续推进的同时，区域或双边协定有助于提供构建更大凝聚力的基石。
在新冠疫情前几年，许多西方国家一直应对民粹主义运动，疫情之后又出现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弹，而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于2020年11月签署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实际上，RCEP将若干高收入亚洲国家纳入东盟共同体；这也是历史性的一步，它是首个将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纳入一项贸易协定的框架。尽管一些评论人士认为RCEP的全面性不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其他协定，但RCEP签约方的聚合表明，亚洲持续致力于在区域和全球层面连接“多个工厂车间”。
RCEP的巩固——有世界上一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参与其中——引出了一个问题：区域贸易协定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全球贸易格局？由于数据隐私、绿色和碳排放等标准各不相同，各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所处阶段也存在差异，全球统一的架构或许难以实现。因此可以认为，在全球贸易体系改革持续推进的同时，区域或双边协定有助于提供构建更大凝聚力的基石。改革全球贸易体系，区域或双边协定有助于提供构建更大凝聚力的基石。
享受全球劳动分工与资本分工的收益
尽管全球贸易架构已受到民粹主义和疫情的严重冲击，近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和全球三分之一的GDP近期已被纳入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
即便在2020年“大封锁”期间，全球商品贸易的萎缩幅度也不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谷底时期的一半。此外，新冠疫情后区域复苏步调不一，许多企业得以通过另一地区（如中国）的需求增长，弥补某一地区（如欧洲）的需求损失。而部门活动的不均衡，例如居家办公模式，正推动半导体芯片等关键商品的需求，从而支撑了韩国等国家的出口市场。电动汽车行业的增长，以及各国政府“以更绿色的方式重建”的承诺，也正在推动跨境流动金属和材料的流动。
尽管如此，随着政策制定者将重心转向重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吸引力——或者说神秘感——依然强烈。事实上，新冠疫情已对收入造成严重损失，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均受其影响——前者的收入较2019年水平下降11%，后者则几乎翻倍，达到20%。然而，走出经济困境的途径并非孤立自守，也不是构建一个堡垒式国家。
走出经济困境的途径并非孤立自守，也不是构建一个堡垒式国家。
值得称道的是，在部分发达经济体中，新冠疫情纾困措施推动了相关政策的落实，包括旨在解决住房负担能力以及获得儿童保育服务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旨在应对系统性收入不平等。随着各国从纾困转向复苏，政策制定者权衡增强国内就业的前景时，不言而喻，许多可贸易服务领域的就业需求与出口市场的可行性密切相关。
因此，通过对话巩固和恢复出口联系的能力——例如近期美欧之间开展的对话——对于可持续的国内增长至关重要。此外，在不可贸易服务领域，制定创新政策，激励企业和私人投资于再技能培训、提升技能和在职学习，绝对至关重要——实质上，就是从投资固定资本转向投资人力资本。通过基础设施支出与投资（涵盖硬件和软件领域），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和生产率。
在不可贸易服务领域，制定创新政策，激励企业和私人投资于再技能培训、提升技能和在职学习，绝对至关重要——实质上，就是从投资固定资本转向投资人力资本。
随着各国加大对生物技术和电动交通等领域非国防相关研发的投入，必须认识到，创新与移民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在美国，这一情况在整个19和20世纪都是如此，移民是尖端科技企业蓬勃发展的因素之一，也是国内创业活动增长的推动力之一。因此，数据显示，人力资本的活力本质上具有跨境性，并依赖于移民。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发达经济体以及正从旧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是任何产业政策，或者说后工业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