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于2026年3月正式发布第十五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
延续与调整是中国产业战略的核心主题。
中国将继续把经济安全目标纳入产业政策及更广泛的经济规划之中。
尽管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改革中一直发挥作用，但直到2014年前后，它才“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2015年5月，“中国制造2025”倡议的发布标志着一次决定性的全面转向，也开启了中国产业政策的新时代。随后的十年间，全国范围内推出了规模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的产业政策，旨在推动关键和前沿领域的创新、技术领先、制造能力及全球竞争力。成效喜忧参半：部分重点行业取得了惊人增长（例如电动汽车（“EV”）和可再生能源），而其他领域仍存在重大短板，例如半导体（尽管近期取得了一些进展）。
如今，产业政策已深深融入中国的经济规划与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产业政策的下一阶段将延续“中国制造2025”倡议所设想的这些长期目标与承诺，同时探索推动经济转型与战略调适的新路径。
这种政策延续性与调适相结合的特点，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建议》于2025年10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这份高层蓝图勾勒了2026—2030年即将到来的五年期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关键战略和任务，以指导制定将于2026年3月最终确定的详细规划。
《建议》将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期界定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过渡阶段。其核心目标是巩固和扩大既有的产业优势与长处，同时突破重大制约和瓶颈，为深化系统性改革和巩固高质量、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塑造中国产业政策的四大趋势
因此，预计中国产业政策将继续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与消费倾斜，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与国家安全更紧密地结合。鉴于全球产业政策的迅速兴起，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必要时也将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而非国际承诺，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并应对地缘政治挑战。至少有四大相互关联的趋势正在显现：
1. 集中化
中国的产业政策将进一步聚焦于先进制造、绿色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指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发展清单可能保持稳定。这一转向或将通过将资源从钢铁、铝业等传统制造行业重新配置而得到支持。
2. 安全化
中国将继续使产业政策与经济安全保持一致，进一步将安全目标与经济规划相融合。这一趋势强调自主创新、技术自立自强、供应链韧性以及全经济范围的稳定与可持续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自2015年以来反复强调的扩大国内消费，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与决心，即充分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并以此作为应对地缘政治冲击的关键举措。
3. 现代化
中国将继续推进传统制造业现代化，通过结构升级、创新和数字化，使其构成中国经济的支柱，并更加注重产出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而非单纯追求产量。上文提及的钢铁和铝业已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并将日益优先考虑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另一个例子是采矿业，中国正寻求通过技术和创新，统筹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4. 方向重塑
中国将推进产业政策的系统性方向重塑，更加侧重价值链的上游（例如研发）和下游（例如消费）环节，并减少对中游（例如生产）环节的关注。这一转向已在电动汽车产业中显现。然而，尽管这一转向符合中国以创新驱动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长期目标，但它需要对产能和劳动力市场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因此，这一转型可能会循序渐进地推进，以便企业和地方政府有时间做出调整。
中国产业政策的新时代
世界已步入一个充满地缘政治与战略转变，并由大规模产业政策予以支撑的新时代。中国的产业战略既在既定的长期目标上表现出强劲的延续性，也在应对内外部形势变化时，通过现有及新的方法展现出务实的调适。与许多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的产业政策已不再局限于促进特定行业的经济绩效，而是与从安全与韧性到可持续性与引领地位等非经济性要务紧密相连。
外部压力不太可能抑制中国的产业政策。即便有所影响，出口管制、技术限制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已强化了北京的决心，促使其更加坚定地支持战略性产业并加快自力更生。即使地方政府预算收紧，限制了中国提供补贴的能力，产业政策仍将通过一系列其他监管或非财政性工具继续推进。
中国产业政策的全球影响仍有待观察，这取决于未来几年的实施情况及调整。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激增在2025年强化了“中国冲击2.0”一说，该说法针对的是中国的产业产能过剩问题。随着中国将重点进一步放在战略性和前沿领域，先进制造和绿色技术（例如电动汽车）领域的产能过剩将持续存在。不过，由于中国转向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国内消费，这种产能过剩可能会逐步得到再平衡。中国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电动汽车出口管制，即为可能出台的政策类型之一，旨在促进国内健康竞争以及高质量、可持续增长，同时平息外部批评与反制压力。
最后需要指出：政府可以确定方向，但成效取决于企业的反应。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表明，成功不仅取决于政策设计，还取决于企业是否选择参与。一些企业与政府紧密合作，而另一些企业则因担心政治义务和灵活性丧失而有所保留。企业反应的这种差异，对于理解产业政策何时成功、何时不及预期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