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下旬，唐纳德·特朗普郑重宣布对华贸易战背后的理由时，他指责中国存在“经济侵略”行为。自1943年以来，这一概念便未出现在美国正式的经济外交中；当时，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战争期间指责纳粹德国采取了这种做法。此后，美国在自己的外交立场中一直避免使用这一说法；在纽伦堡战争罪行法庭上，美国不愿将经济侵略列为国际罪行，便体现了这一立场。
更常指控美国实施经济侵略的，是苏联、中国以及伊朗等其他国家，每当美国对它们实施制裁时，它们就会提出这一指控。就当前的中国案例而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国际法学者在1934年的文章中将中国及中国商人列为经济抵制活动的主要实践者，而这类活动已逐渐成为日益常见的国家做法。1935年，一家中国报纸称“美国在华经济侵略比日本的军事政策更严重”。
这些历史典故很重要。与以往一样，如今人们对经济侵略或贸易战规则并无共识。世界贸易组织（WTO）设有贸易争端解决规则，但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已将这些规则抛诸脑后，并可能导致WTO体系崩溃。
重大的经济利害关系
特朗普于2018年3月规划的贸易战有两条战线。第一条是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特朗普上周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正是在这条战线上达成的停火协议。第二条战线是争夺高科技领域的主导权，主要涉及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行业。尽管这条战线的利害关系更为重大，但要想象双方在此停火却更加困难。
政府起初将其描述为一场有两条战线的冲突，但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敌对行动：贸易战和“科技战”。贸易战过去已有先例，科技战则前所未有。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利益的交织使两者都变得复杂。但科技战眼下的经济利害关系要大得多。
贸易战涉及的只是货物和服务双向交换，2019年的价值略低于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科技战直接影响全球金融服务能否持续运行，而这些服务牵涉全球两个最富有的经济体，进而影响世界其他地区。依赖标准化、非对抗且相对安全的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环境的每日交易总额，几乎是美中双边贸易年度价值的九倍，接近9万亿美元。按年化口径计算，两者相差九倍乘以365，即超过3,000倍。
特朗普科技战的曲折进程
2019年5月上旬，科技战出现第一个重大转折：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预示着美国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与中国之间所有信息与通信技术贸易和技术转让。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正在上升；特朗普阵营中意识形态倾向更强的活动人士以及国会人士，主张直接削减涉及中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贸易，尽管这会使贸易失衡进一步加剧。
这种“脱钩”或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特朗普的威胁震动了全球事务和大型企业的高层利益相关方。
2020年1月，苹果股价创下历史新高，此前iPhone在中国的销量激增。同月，有报道称，高盛计划将其在中国的员工人数增加一倍。2019年9月，IBM与中国银行——中国经济繁荣的守护者——共同宣布，将“拓展现有合作关系，共同打造金融业创新模式”，合作内容包括“数字化转型、……业务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和认知技术部署”。没有相当自由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贸易，这些商业活动都无法实现。
科技战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发生在特朗普签署贸易战停火协议的两天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硅谷发表演讲，呼吁美国科技企业远离在中国开展的任何可能增强中国军力、“强化该政权的镇压控制”，或助其“打造真正奥威尔式监控国家”的业务。
原则上，这样做没问题，甚至值得称许，但界线该由谁来划，又该划在哪里？蓬佩奥在同一场演讲中表示，这正是“我们提醒盟友和伙伴注意相关重大安全和隐私风险的原因：如果让华为在其境内建设5G网络，就会带来这些风险。”
更大的损失可能是系统性的：全球贸易体系遭到破坏
要在一场性质如此前所未有的冲突中界定胜利并不容易。不过，如果把美国力图将华为排除在全球5G网络之外的行动作为衡量胜利的一项标准，我们首先可以看出这场行动会失败；其次，大体而言，如果华为被排除在外，所有人都会蒙受损失。上周在英国，军情五处（MI5）负责人安德鲁·帕克和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都公开表态，表示英国不会屈从于美国主导的这场行动。
与此同时，有可信的经济分析估算了可能造成的损失：若各国将华为5G排除在其规划之外，它们可能遭受各种损失。但更大的损失可能是系统性的：全球贸易体系遭到破坏，WTO争端解决程序被削弱，美中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相对稳固的政治稳定也会丧失。
美中“科技战”会有赢家吗？格雷格·奥斯汀，国际战略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