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边贸易框架承压、全球规则处于变动之中的背景下，一种更具交易性的国际关系模式正在形成。
近期的贸易与投资协定正在以跨国企业无法忽视的方式重塑贸易格局。
经济权力中心正在演变，企业必须做出调整，这需要通过公私对话与政府开展合作。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动荡。这种动荡源于多重复杂因素的叠加，从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的余波，到当前广泛存在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武装冲突和全球关税战。
随着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动荡如今已稳居企业高管议程之首，“首席地缘政治官”的出现凸显了企业正竞相应对制裁、出口管制、外国投资管制及其他监管措施所带来的风险。
权力交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人私下议论称旧有的世界秩序——即多边主义——正在消亡，但大约全球贸易的72%仍依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MFN）规则进行，尽管近期有所下滑。这清楚地提醒我们，多边贸易依然极为重要，我们不应放弃它及其所奠定的原则。
然而，在传统多边贸易框架承压、全球规则处于变动之中的情况下，一种更具交易性的国际关系模式正在形成。各国和企业也都认识到，过度依赖任何单一贸易伙伴如今已成为一种脆弱性，因此，多元化已成为核心商业战略。
这使得更加灵活的双边贸易走廊迅速涌现，并成为全球增长的主导力量，这对跨国企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英印、美日和欧盟与印尼等近期贸易与投资协定，凸显了这一新格局的速度与简便性，它们正以跨国企业无法忽视的方式重塑贸易格局。
调整增长：并购作为韧性战略
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波动性与碎片化相结合，为那些准备好参与的企业创造了机遇，其数量远多于在纯粹多边主义世界中的情形。例如，据称新的英印协定将使双边贸易额增加255亿英镑，并且两个市场之间的投资与并购也将变得更加便利。
在交易领域，这种新现实的一个良好例证是：全球并购活动在经历了由监管压力和地缘政治变化所塑造的不确定时期后已强劲反弹。截至11月中旬，全球并购交易额已大幅增长至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9%，其推动力来自对地理多元化、技术导向型投资以及与更广泛能源转型相关交易的强劲需求。
这也并非年末的短暂现象。我们看到客户正着眼于2026年的大幅并购增长，这表明尽管存在波动性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它们正在影响交易优先级并冲击估值），信心依然稳固。我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并未放缓并购，只是在对其进行调整。企业正日益转向战略性收购（而非过度依赖内生增长），以确保韧性、获取创新能力并谋求长期优势。企业正顺应新的世界秩序，以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
与此同时，监管灵活性正迅速成为一项备受追捧的竞争优势。随着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制度日趋严格，企业在并购战略中愈发重视前瞻性判断与地缘政治契合度，重点关注早期风险评估、以减少审查为目的的交易结构设计，以及在“友好”司法管辖区进行投资或近岸外包，以最大化交易可行性。
在全球并购市场中，不断演变的环境显然为那些据此制定战略与优先事项的企业带来了大量机遇，同时也需要驾驭日益受国家安全深度影响的复杂监管环境。这不仅需要全球视野，还需要对各国国家安全驱动因素的本地专业知识和市场内理解（这些因素在各国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在多极世界中蓬勃发展
调整还需要认识到，全球贸易正日益呈现多极化。尽管美国和中国无疑将继续保持经济强国的地位，但企业现在必须更加密切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动向，以驾驭这一更为复杂的新格局。全球贸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南贸易（截至10月同比增长约8%），传统上聚焦少数高价值市场的做法，已被众多规模较小但利润丰厚的机遇所取代。
如今，企业若要真正实现繁荣，不能仅仅着眼于美国、英国或中国。它们必须有策略地多元化布局，进入世界各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预计将以超过2.5:1的比率超过发达经济体。经济权力中心正在演变，企业要么做出调整，要么停滞不前。
对企业而言，这不仅需要审慎的规划和专业建议，还需要通过公私对话与政府开展合作。当前变革步伐迅速，政府需要考虑的事项众多，它们可能未必能察觉具体的行业机遇。因此，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帮助引导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安排的方向。例如，是否存在需要改进的法规，或是否存在可以消除、目前正在抑制贸易与投资的壁垒？这种合作对企业和政府而言都是双赢的。
企业还必须向政府表明，持续进行双边磋商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润滑贸易的车轮，更是为了确保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是动荡或缺乏互动，监管冲突的风险就越大。这种不断升级的风险导致国家安全进一步渗透到商业关系中，从而加剧了全球贸易的僵化。
当前环境有利于风险缓释策略：企业正在推进友岸外包并重组供应链，以减少对敌对司法管辖区的依赖；在动荡地区，交易保险需求正在上升；政治和经济动荡正被纳入交易策略之中。但对于那些能够大胆超越风险、看清前景的人而言，世界仍充满机遇，前提是他们具备全球视野和本地市场专业知识，并拥有准备充分、灵活应变的能力，以在2026年把握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