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们对蓝光、数字设备导致的视疲劳和眼干等问题的担忧，到如今的新闻标题常常关注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可能如何影响眼睛健康。技术或许是新的，但这种担忧绝非如此。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们一直担心新发明可能损害视力。
19世纪，大众印刷品的兴起既被归咎于眼部问题增多，也让视力并非万无一失这一点更加引人关注。随着人们发现的眼部问题越来越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预言，如果缺乏适当的照护和关注，英国民众终将失明。1884年，《晨邮报》刊文指出：
眼睛的养护以及提升视力的努力，必须成为人们认真考虑并付诸实践的事项，否则视力退化将继续下去，后代也将在世间摸索前行，几近失明。
19世纪是眼科学逐渐成为医疗保健领域重要学科的时期。新的诊断技术，例如视力检查表相继问世，眼镜也成为更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法，可用于矫正多种视力问题。然而，尽管更多视力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疗，这种问题数量的增长本身却引发了恐慌，人们继而认为必须遏制其进一步增加。
1889年，《伦敦新闻画报》提出疑问：
我们究竟要走向何方？……如今，科学家告诉我们，祖辈曾经运用自如的眼睛已不足以应付我们的需要，英格兰似乎也有可能陷入视力普遍低下的境地。
文章接着探讨了这种加速恶化的潜在原因，并得出结论：这或许部分可以用进化和遗传来解释。
城市近视
其他评论者则从“现代生活”中寻找解释，将所谓的“视力退化”归因于建成环境、印刷品的兴起、义务教育，以及蒸汽动力等一系列新发明。1892年，《十九世纪：月刊评论》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维多利亚时代城镇空间的变化和照明条件是“不可估量的益处”，但必须与“显著较低的平均视力”相权衡。同样，其他一些报纸也报道了这一现象，并以“城市近视”为标题。
1898年，《苏格兰评论》刊登了一篇专题文章，标题颇具讽刺意味，名为《现代进步的夸耀》。文章认为，视力缺陷“完全是当下文明生活条件的结果”。文章指出，许多以“进步”之名讨论的发展——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足、工业扩张和商业兴起——对人体神经系统和视觉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
当时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久坐少动——也被认为与眼部问题增多有关。交通联系改善，以及需要人们坐着进行的新型休闲活动，让人们有更多时间阅读。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较低阶层的工作逐渐脱离体力劳动，书面文字被认为取代了口头表达。如今我们关注的是“屏幕时间”，而当时的报纸和期刊则强调“阅读时代”（书籍和大众印刷品的普及）带来的负面影响。
教育难辞其咎
与今天类似，学校也被指为问题的根源。读物、照明条件、课桌空间以及义务教育的推行，都被认为与确诊病例增加有关。英国眼科医生罗伯特·布鲁德内尔·卡特在政府主导的研究《学校视力》中得出了审慎的结论：学校条件或许是问题所在，但要全面评估情况，还需要更多统计数据。卡特虽不愿“扮演危言耸听者”，一些期刊却用“我们学校制度的弊端”等措辞渲染报道。
所有这些新环境条件的问题在于，它们都被视为“人为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医生们经常将他们发现的眼部健康状况不佳，与所谓“野蛮人”更好的视力以及动物遭圈养对其视力的影响相比较。这进而使文明与“进步”之间的关系被赋予了更负面的解读；相关结论也被用来支持一种观点：视力退化伴随着城市环境和现代休闲活动而来，而这些正是西方世界的特征。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未因此却步，仍继续追求他们归咎于视力问题的现代进步。与此同时，人们研制出了新型防护眼镜，旨在保护眼睛免受灰尘和飞溅颗粒的侵害，也避免海滨度假胜地的强光以及家中的人工照明伤害眼睛。
尽管心怀担忧，英国并未变得“几近失明”。英国如今也没有像预言所说的那样，成为“遍布驼背、眼花的书虫的岛屿”。如今有关屏幕时间和眼睛健康的报道往往依据更严谨的研究，这些历史恰恰说明，“现代性”长期以来一直令人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