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来，西方世界的劳动力日益专业化，劳动者接受狭窄技能培训，从事范围越来越窄的岗位。然而，我们的工作越趋狭窄，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理念的能力就越弱。
创新理念往往并非来自专业专家，而是来自通才。然而，在当今经济中，教育几乎完全侧重职业技能和专业技能，抑制了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劳动力越专业化，我们就越难看清本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联系。我们也越难发明新事物，填补一个行业与另一个行业之间的知识空白。
劳动力专业化是由一种称为“学历通胀”的制度推动的。过去某些工作只需要高中毕业证书，如今却要求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雇主开始对岗位要求越来越高的资历，连最初级的职位也不例外。
随着教育要求提高，求职者通过取得更多学位、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接受教育来应对。人们的目标是尽早专攻某个领域，成为专家。
这种崇尚专业知识的文化，对经济的创新能力造成了日益负面的影响。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新技术的专利申请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企业内部创新团队中的专家人数却有所增加。越多人为了进入这些创新团队而专攻某一领域，进入团队后就越缺乏创造力。私人企业越热衷于聘用发明专家，产出的发明就越少。
除了专利申请总体减少，创造发明的年轻人数量也在下降。如果发明家必须拥有博士学位和认证资格才能进入企业，社会就会错失他们在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时的创新能力，这给现有问题又添了一层。
对诺贝尔奖得主的分析显示，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每个世纪上升五六岁。数据显示，博士学位和其他资历对一个人处于创新能力巅峰的年龄产生了重大影响。
爱因斯坦在二十多岁时最为多产，而在过去一个世纪，获奖者中只有7%处于二十多岁。数据显示，发明领域可能存在一个“失落的年龄段”：年轻雇员无法获得补助、资金或工作。
劳动力专业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突破性”发明减少。过去一个世纪，随着发明家成为企业内部专家，他们越来越不再创造新事物，而是越来越多地重新组合旧技术。这导致能够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技术数量不断减少。
简而言之，我们在制造iPhone，而不是灯泡。iPhone只是重新组合现有工具来创造新事物，而灯泡则是革命性的发明，催生了多个新行业。
新研究也表明，创新团队中有通才而非专业专家会很有用。突破往往源于有人能够将多种理念结合起来。
成为这类通才的关键，是广泛（而非深入）思考各种主题，而不是只钻研单一主题。正如伯特兰·罗素曾经写道：
多位作者合作时，总会有所失去。如果某个理念能够形成统一性，就必须把所有相关信息综合起来，“汇集于一个头脑之中”。
因此，恢复创新能力的解决方案或许相对简单。
我们不应只着眼于聘用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应聘用思维开阔、能够跳出框框思考的通才。在机构体系之外聘用独立创新者，或许是一种办法，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专业化压力的影响。
资金和补助也不应过多取决于一个人的专业化程度，而应更多取决于其实际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我们的制度应更多转向这种以能力和业绩为基础的理想，而非着重看重专业知识和认证资格。
除此之外，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横向思维挑战员工。关键是让员工走出狭窄的岗位，投身新的领域和事业，促使他们以新的方式思考。尤其应让年轻员工更多参与公司的理念、产品和发明，而不是等他们获得相关学位或资历后才让其参与。
鉴于新的证据显示劳动力专业化会削弱创新能力，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专业化劳动力的益处。如果经济要有创新、创造力和多元思维，我们的教育、劳动力和工作岗位也必须如此。如果要实现突破性技术，我们就需要培养能够理解多个领域、具有突破性思维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