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进化需要历经数代。但试想，如果进化能够提速，超越达尔文所设想的渐进变化，成为个人亲身经历的事情，会怎样？所谓“超人类主义者”所梦想的正是这类事情。对不同的人而言，超人类主义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它既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场文化运动；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技术幻想。你无法取得超人类主义学位，但可以认同它、投资于它、研究其参与者，并践行其主张。
那么，超人类主义究竟是什么？“超人类主义”一词于1990年广为流传，此前，Alcor生命延续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斯·莫尔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Alcor生命延续基金会。它指一种乐观信念，即通过各种形式的技术改善人类境况。其倡导者相信，可以运用理性，并切实拥抱新技术，从根本上改善人类境况。
这一理念植根于这样的信念：借助当今的基因工程和信息技术，以及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和分子纳米技术等可预见的进步，人类能够并将会得到增强。其结果是一个得到增强或增益、但本质上仍然是人类的智人新版本。
进化进入高速档
因此，超人类主义的核心前提是，基因、可穿戴和可植入技术的进步终将超越生物进化，人为加速进化进程。这正是莫尔于1990年提出的创立性定义的核心。多人撰写、定期更新的《超人类主义宣言》第二条继续阐明这一观点：“我们赞成形态自由——即改变和增强自身身体、认知与情感的权利。”
迄今为止，可改进的方面包括自然衰老（对坚定的支持者而言，还包括终结“非自愿死亡”），以及身体、智力和心理能力。一些杰出科学家，例如汉斯·莫拉维克和雷蒙德·库兹韦尔，甚至倡导后人类状态：人类不再依赖与生俱来的身体，将“脆弱的人类1.0版身体转变为耐用得多、能力也强得多的2.0版身体”。
人们对这种不加节制的乐观态度提出了强烈反驳。有些人认为，这种言辞对假定人们渴望一个义肢化的未来颇感不悦。
尤其是潜在的伦理问题引发了关注。纹身、穿孔和整容手术仍属于个人选择，截肢则出于医疗必要。但如果增强感官能力在某个领域成为常态，例如，这可能迫使他人也对身体进行类似改造，以便参与竞争。正如以赛亚·伯林曾经所说：“狼的自由往往意味着羊的死亡。”
增强人类听力
不过，要真正理解这一切的含义，还需要一个例子。以假设中的人类听力增强为例，这是我在一项更广泛的声音与唯物主义研究项目中探讨的内容。在有关超人类主义的讨论中，耳朵通常并不被视为可增强的感官器官。
但人类听力已经在得到增强。转换听觉频率的算法已经存在（大多数人工耳蜗和助听器中的语音处理器都采用了这类算法）。关于在耳蜗导管内再生纤毛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依照这一逻辑，原则上，增强正常听力与矫正听力障碍并无不同。
接下来会怎样？声波振动与浩瀚、不可听见的电磁频谱并存，各种动物能够感知这一声学空间中的不同部分，而我们——作为人类——无法触及这些部分。这种情况会改变吗？
如果会，这很可能改变声音本身的性质。人们曾多次推测，在其他情境下，作为可见光的东西是否也可能被感知为声音；过去两个世纪里，这类推测屡次出现。这引出了关于声音定义本身的一系列深刻问题。某种东西必须被人耳感知，才能算作声音吗？必须被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感知吗？机器能否听得足够充分，从而界定人类听觉范围之外的声音？美学又该如何理解？美学本身——作为对美的（人类）研究——甚至可能不再适用。
都只是设想吗？
可以说，探讨这些问题所需的技术已经触手可及。广义而言，增强听觉的例子包括诺伯特·维纳所谓的“听觉手套”，它通过电磁振动刺激失聪者的手指；还包括一种植入式颜色传感器，它为色盲使用者尼尔·哈比森将色谱（包括紫外线和红外线信号）转换成声音；以及一种人工耳蜗植入物，能够将声音从苹果公司的大众市场设备无线传输，直接送至使用者的听觉神经。
换句话说，这场讨论并非完全是假设。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电影《黑客帝国》中有一个著名场景，莫菲斯问尼奥想服下蓝色药丸还是红色药丸。服下其中一种，他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矩阵模拟程序中，继续过着身心完全受奴役的生活；服下另一种，他则得以进入现实世界，面对其中所有残酷的挑战。但经历这一切后，他再也无法回到矩阵中的生活，必须在矩阵之外求生。
如今，超人类主义的倡导者面临着类似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利用纳米技术、基因工程和其他医学科学的进步，增强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机能（一旦如此，便无法回头）。另一种选择是通过立法，阻止这些人为改变在人类中根深蒂固，并避免这些改变给整个物种带来伴随而来的强制性生物医学干预。
当然，这场辩论的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即使暂且搁置怀疑，这件事仍然超越了个人选择的范畴。因此，决定权的问题依然存在：谁应该有权作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