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球化的反向摆动。经过多年全球互联程度的不断提高，反全球化的反弹已表现为科技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在这个相互联系紧密、以科技驱动的世界中，在全球范围内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采取保护主义立场，究竟是否行得通？
对一些科技专家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断然否定的。IT服务公司Wipro首席技术官Jayraj Nair提出：“全球化的现象是不可逆转的。单极或两极世界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如今是多极世界。”他表示：“就技术而言，人工智能、5G或区块链等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都将以当今的速度继续推进。事实上，这一速度只会呈指数级加快。”
网络安全公司Cloudflare联合创始人Michelle Zatlyn表示：“互联网是一项相当新的发明，只有25年历史，推动其向前发展的一直是技术专家。”她指出，未来10年的问题在于“技术是否会全部沦为政策问题”。她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有趣的十字路口。很难想象世界各地不再相互连通，因此这些政策问题会不断出现。”
Zatlyn补充说，面对日益复杂的问题，不存在任何“灵丹妙药”，她呼吁技术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加强对话，以避免和化解科技民族主义引发的紧张局势。她表示：“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更多地了解技术，也需要技术专家更多地了解其对政策层面的影响。”她还说：“我觉得我们目前正身处一片混沌之中。”
来自伊朗的Mohammad Javad Azari Jahromi是伊朗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长，伊朗目前正因美国制裁而受到技术转让的阻碍。他认为科技民族主义的核心存在一个悖论。他指出：“我们不可能既相信全球主义，又同时相信科技民族主义。”
这位部长表示，伊朗将允许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该国经营5G业务，并认为因可能存在“后门”而封杀某家科技企业是不理性的。他表示，各国政府应基于一个假设开展工作：所有科技公司都可能存在此类技术。
“我们认为，所有这类技术都可能存在一些后门；华为或许有，其他公司也可能有。也许它们全都有。”他说，“我们应该依据其他一些事实来界定国家安全，并且应当接受技术已进入我们的国家、网络空间已是事实这一现实。工业4.0正在到来，还有人工智能和5G，因此我们应当制定各项策略加以应对。”
他接着说：“如果我们决定禁止华为等企业，那谁还会来我们国家？另一家公司会来。因此，我们应当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并与对方达成良好协议：如果你们在我国从事间谍活动，我们将对你们处以罚款。”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潘家峰表示，过去两年，中国已感受到科技民族主义抬头带来的影响，人员交流和高端进口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多。不过，潘家峰将科技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并认为当前的起伏只是暂时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相互依存，”他说，“在尊重安全关切的同时，我们需要重新强调合作共赢。我认为，展望未来，我们会得出这一结论。我们应当掌控技术，并运用技术服务于人类和所有国家的最大利益——而不是关上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