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国政府必须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An automated drone flies over rice plants in Japan, spraying pesticide and assessing growth
An automated drone flies over rice plants in Japan, spraying pesticide and assessing growth.Image: REUTERS/Yuka Obay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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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似乎都在经历地动山摇般的变化。我们正飞速驶过一段令人不安的变革时期,极端天气模式、排外保护主义、大规模移民、失败国家、否认科学、网络恐怖主义、对机构失去信心以及诸多其他因素交织其中。

此外,全球能源市场变幻不定,供应链复杂得令人望而生畏。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社会人口也在老龄化,这引出了棘手的问题:如此多的人延长退休后,费用将由谁承担?

与此同时,数据存储、处理能力和算法驱动分析领域取得显著进步,技术的力量及其蕴含的巨大潜力也随之加速释放。每个月都有新的系统、应用和商业模式涌现,随后迅速席卷市场,在医疗、交通等领域提供颠覆性的新解决方案,同时冲击长期稳固的企业,让无数人失去工作。

在这段充满动荡、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期,政府、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有责任确保加拿大等国家做好准备,迎接这个新世界及其令人目眩的挑战。在如此多变的局势中,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要么乘上这股竞争浪潮,要么被它淹没。因为变革势不可挡。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教授指出,前三次工业革命为第四次奠定了基础:19世纪初铁路、机械化和蒸汽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电力和大规模生产革命;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半导体、计算机和网络的兴起。这一阶段以计算技术呈指数级加速发展为标志,正给长期稳固的产业、职业和机构带来巨大变化,政府体系也包括在内。

推动这些变化的技术——大数据、机器学习、区块链、物联网、先进材料、量子计算和3D打印——复杂、深奥,而且具有深刻的颠覆性。对于我们这些身处被这些创新重塑的行业的人来说,这种速度就像站在湍急河流中央光滑的石头上,寻找过河的办法。

变革将无处不在,从工厂车间的日常工作,到医生、律师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承担的任务,无一例外。大型企业将继续被行动敏捷的初创公司击败;这些公司起步时资本不多、实物资产有限,却拥有充足的技术专长。

从历史来看,这类由技术驱动的剧变带来了生产率提升、投资、增长、生活质量改善,以及寿命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没有理由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像前三次一样,无法带来这些长期收益;尤其是在数十亿人仍然没有电力的世界里。

然而,其中一些技术,尤其是能够自动化日常任务的技术,可能会导致失业。事实上,这样的未来近在眼前。麦肯锡公司近期一项研究预测,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中,近一半可以已经由现有技术取代。

我们正在进入的转型期极不稳定,而且坦白说令人害怕。每个人都需要下一份工资、一个安全的住处和买菜的钱。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造成长期失业,政治和社会动荡会随之而来吗?只要看看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美国蓝领工人如何被剥夺参与机会,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令人担忧的失业情景也引发了警告和要求纠正政策的呼声。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希望政府和公民社会人士确保机器学习系统得到合乎伦理的应用。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则希望政府对机器人征税,以补偿大规模劳动力替代带来的影响。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风暴,加拿大或许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对加拿大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该国在农业和大规模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支撑着经济保持强劲。加拿大的金融机构稳定,债务占GDP的比例按国际标准衡量较低。公众仍然欢迎移民,认同减少不平等的必要性,也相信贸易能够创造财富。与美国和英国不同,加拿大的政治和公共机构并未受到攻击。

但在其他方面,加拿大可能较为脆弱:生产率长期低迷,创新也落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目前,一批加拿大初创公司正在开发世界一流的技术,却难以找到实现国际化扩张所需的人才和资本。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生存下来,加拿大需要培养、留住并吸引更多合适的人才,激励加拿大企业像长期投资自然资源那样投资技术,并支持这些公司发展成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各国能否打造并扶持本国领军企业,将是它们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变革中生存下来的关键。

反过来,我们的政府必须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将这类创新带给客户。但政府也必须吸取变革的教训,承认自身局限与这个新兴世界的活力之间存在鸿沟。

顺应变革的政策制定者应借鉴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的理念和技术,使政府服务像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一样灵活、迅速且具竞争力。他们还必须探索新的理念,为在变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建立安全网。

迄今为止,加拿大政府已积极倡导创新,并为此投入纳税人的钱。但政策制定者还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改变运作方式,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种转型始于信任。目前,许多工业化国家都正经历公众信任度下降。反政府民粹主义根植于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的动荡力量。在这种氛围下,政府必须重建公信力,才能提出政策,帮助创新者在由变革驱动的世界中参与竞争。

监管机构正在设法助力而非阻碍创新,与此同时,公共部门机构应运用采购资金来强化创新生态系统。政府应实现运作现代化,让居民能够以符合数字经济特点的方式使用公共服务。我们亟须调动创新专长,缩小消费者在市场上能够获得的服务与他们对政府的期望之间的差距。

创新者和投资者置身这场全球剧变的核心至关重要。政府创造条件,让这些参与者能够竞争并创造财富,同样重要。做到这一点,人人都将受益。收益不仅体现在生产率和增长的提升上,也体现在培育面向全球的科技公司上。这些公司将得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服务和财富来源,为在各种变革中摸索前行的社会提供支撑。

本文改编自艾恩·克鲁格曼在《数字化政府:重获公众信任之路》一书中的章节。该书将于201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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