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机器辅助生产线，并塑造了现代工厂和城市的概念。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新时代，并迎来了计算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将这一进程数字化，而且至今仍在继续。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什么？企业、个人、社会和政府将如何适应并运用它所引领的变革？
人工智能已无处不在，从智能恒温器到机器人皆是如此。区块链计算、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神经技术日益兴起。未来的工厂或许不再是传统工厂，而是“智能工厂”：全球制造系统不仅实现数字化，也将实现虚拟化。这些变化具有系统性，在规模、速度和复杂程度上都不同于以往，也给政府、企业、民间社会以及我们每个人带来根本性挑战，因为人类和全球秩序都在适应新的现实。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塑造者社区将在识别全球问题和寻找本地解决方案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视频连线，我们听取了博帕尔关于数字化与敏捷治理的分享、加博罗内关于实施进步技术政策的分享、突尼斯关于推动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分享，以及雅罗斯拉夫尔关于培养未来劳动力的分享。在印度，第四次工业革命仍在地平线上，而数字化正在改变社会。
非洲的解决方案因其独特背景而与众不同，例如移动银行的兴起；其他国家则侧重于网上银行。在突尼斯，青年运用新技术的灵活程度超过了治理体系，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以促进创新。而在俄罗斯，则必须应对教育领域的保守倾向，以及产业利益与创业利益之间的差距。
在社会和政府运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之前，我们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和领导模式。治理可以快，也可以慢，而且历来会对创新进行监管。政府是否应立即监管，为创新制定伦理框架，还是循序渐进，只在出现明确违规时才作出反应，仍有待讨论。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可以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供指引，促进更快、更优的技术发展；也可能妨碍发展。或许最好的做法是在尊重基本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同时进行试验和探索。
爱沙尼亚总统（2006—2016年）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说：“我国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缺乏旧有技术，因为我们当时落后太多。”他强调，正在从零起步发展的国家应尽量采用现代技术，而不是接收已经淘汰的旧技术，即使这些旧技术是免费提供的。“技术就像氧气，”他说，“无处不在，环绕着我们。”为了适应技术，社会需要推动参与式治理——不仅通过公投，还要让人们参与民主的日常实践。
第三次工业革命尚未结束，应利用数字技术巩固其成果，增强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实力。要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增长，我们需要高层愿景。创新者和民间社会应当行动起来；清晰且具备数字素养的政治领导力能够加快发展，同时确保发展成果不只惠及最富有的1%。
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教育和再培训，让劳动力能够胜任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工作。数据技术和集体智慧技术可以加快进步，大数据平台也可以用于在线表达公民的不满。
最根本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必须成为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程序员与立法者交谈，监管者与创新者交谈。西方世界并非这场辩论的中心。这是一场全球性运动，有望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