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不是理性或连贯性，而是轰动效应，不计代价。《牛津词典》已将“后真相”评为年度国际词汇，并将其定义为“涉及或指称这样一种情形：客观事实对塑造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因素”。
在这个时代，“假新闻”大行其道。它是指虚假来源有意散布错误信息，通过传统印刷媒体、广播电视新闻媒体或在线社交媒体传播，以实现特定目的。尽管它看起来像是最新流行语之一，但说假新闻是新现象，本身就是假新闻——它一点也不新。公元前1200年代，拉美西斯大帝故意传播不实信息，把卡迭石战役描绘成埃及人战胜赫梯人，实际上那场战役却以僵持告终。
进入21世纪，假新闻开始针对气候变化和疫苗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否认专家准确、清晰地向他们传达的有力科学证据。数十年来，愤世嫉俗的反疫苗团体一直试图以不信任和错误信息削弱公众对疫苗的信任；这些信息诉诸情感，而非确凿证据。
反疫苗运动并非新事物；事实上，它几乎在疫苗首次投入使用后就出现了。最著名的反疫苗倡导者之一是洛拉·利特尔，她是明尼苏达州的一名女裁缝，曾竭力阻止天花疫苗接种。洛拉的行动始于她的儿子死于麻疹和白喉。
她没有归咎于这些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而是认为儿子死于天花疫苗。她的论调与现代反疫苗团体的惯用手法十分相似——将令人心碎的个人故事与涉及政客、医生和医疗行业的阴谋论结合起来。1903年，洛拉成功推动立法，禁止将强制接种疫苗作为入学前提。几年后，明尼苏达州爆发严重天花疫情，感染人数达28,000人。利特尔的行动为何如此成功？
时光快进到今天，明尼苏达州也正经历该州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病例已超过70例。作为参照，这一数字超过了去年美国其他地区报告病例的总数。这是怎么发生的？反疫苗支持者多次邀请安德鲁·韦克菲尔德，这位不道德且缺乏科学依据的论文作者开启了现代反疫苗运动。他们邀请他向当地索马里裔美国人社区发表演讲；这是一个脆弱且边缘化的群体，其成员未必有能力为自己发声。明尼苏达州的反疫苗行动为何如此成功？是否因为人们不了解现有的科学证据？
即使论文已被撤回、作者也已道歉，安德鲁·韦克菲尔德那项声名扫地的研究仍被一些家长引用；他们在决定推迟或拒绝接种疫苗时，曾对此深信不疑。这篇欺诈性论文仍在博客中流传，时不时就会被分享。公共卫生信息宣传不起作用；一对一解释疫苗与自闭症之间的关联为何并不成立，也同样无济于事。此外，社交网络让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交流、交换信息（包括错误信息）；与此同时，出版平台使任何人都能轻松创建网站，发布自费出版的伪科学平装书中的内容。
我们倾向于寻找、接受并记住支持自己既有信念和假设的信息。有时，你越努力劝说反疫苗运动中的人，他们就越确信自己是对的。因此，要说服人们听取展现不同观点的科学数据并不容易。父母天生想要保护孩子；韦克菲尔德利用他们的情感说谎，其谎言比公共卫生官员的陈述更容易被听信，而后者的说法有数十年来有力研究的支持。
事实是，总会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伪科学，也总会有人不加批判地相信自己读到的内容。总会有一些群体对疫苗抱有强烈的负面看法。相信假新闻可能造成致命后果。在罗马尼亚，有超过180,000名儿童未接种麻疹疫苗；迄今已有8,246例病例和32人死亡。如果我们任由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这些数字让我们得以窥见自己的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形，而反疫苗活动人士散布的假新闻正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
对于科学以及指导所有科学工作的原则而言，这是艰难时期。在当今假新闻和否定科学的时代，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都面临风险。科学领域的人士需要重新思考沟通方式。在后真相氛围日益浓厚的环境中，我们如何追寻并捍卫真相，向公众传达新发现？我们如何在科学家、公众和决策者之间建立信任？事实确实重要，也确实能够说服人们，但前提是人们充分理解事实，且事实得到有效阐述。
科学家需要坚定不移地追求科学与真相。当有力的科学发现遭到漠视或被当作纯粹的信仰问题时，科学家应当发声。这些挑战我们过去曾面对，未来几乎肯定还会再次面对。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发声。科学界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向朋友、家人和同事阐明科学的重要性，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也要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传达科学对于世界未来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