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市场极端主义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塑造着各国和全球政策，如今已成为全球增长这台步履蹒跚的引擎的有毒燃料。它还造成了污染性副作用，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已无法容忍。
然而，由市场驱动的全球化使逾十亿人摆脱贫困，整体上推动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就当前形态而言，它已不再适合当下的环境，尤其不适合未来的环境。
原因是什么？
首先，全球经济体系的重心已从满足社会关键群体的需求和愿望——这些群体认为自己的生活处境岌岌可危——转向优化体系本身。因此，个人希望重新掌控自己的生计，并寻求物质满足之外的东西。人们在生活中寻找意义和目标；生活不应仅由经济和商业定义，也应包含社会和文化上的归属。许多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感到精神孤立，渴望一种社会经济环境：重新更加重视共同价值观，减少对非人格化规则的倚重。
此外，越来越多的系统性挑战削弱了纯粹由市场驱动的全球经济的正当性，例如：
世界从单极转向多极，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理念并存，并对“西方”思维提出挑战；
市场力量、腐败行为和投机性金融操作扭曲了市场公平以及真正长期价值创造的进程；
生产流程转型，更加重视自动化、资本和创新，而非体力劳动，并且很快也将不再重视脑力劳动；
过度使用和侵蚀自然资源，对环境保护与修复构成严重威胁。
未受重视的警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再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弊端。例如，20多年前，我在一篇社论中为《国际先驱论坛报》（现为《纽约时报》）撰文时写道：
“经济全球化已进入关键阶段。人们对其影响日益强烈的反弹，尤其是在工业化民主国家，正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稳定，可能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影响……这很容易演变为反抗……”
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及世界各地的项目中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这些警告仍未得到足够重视。
如今，我们正面临对这一体系及其精英阶层的反弹；这些精英被视为该体系单方面的受益者。这种反弹的危险在于，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对创新和竞争力的追求仍是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力。问题不在于市场体系本身，而在于其实施方式。缺少适当且可信的原则来维系体系内部的社会契约，而社会契约对于建设公平、繁荣、健康的社会不可或缺。
此外，重新树立国界和设置其他阻碍全球互联互通的障碍，这种倾向忽视了世界已成为一个共同承担责任的共同体。全球合作一旦倒退，所有相关方都会遭受重大损害。面对污染、移民、太空探索、恐怖主义和犯罪等挑战时，我们彼此依存，不一而足。
的确，一些精英是体系中种种偏差的始作俑者，另一些人则因权力被过度滥用而引发民众强烈抗议。但任何希望保持活力的社会，都需要有人对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同样承担责任。在身份认知本身受到挑战、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意识形态上的选择已不再是左与右，而是开放与封闭；其后果之一是，人们越来越反对“世界主义”精英。
因此，当前激烈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应是捍卫“旧”体系、对抗那些为极其复杂的一系列挑战提供简单答案的现行力量。相反，我们必须紧急打破这一僵局，既回应社会广大群体的不满和愤怒，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若做不到这一点，只会导致社会进一步走向两极分化，并使社会凝聚力赖以维系的规范瓦解。
未来的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
没有一种新的替代意识形态或现成理念，可以方便地从“货架”上取来。我们应优先重新设计经济和社会体系，同时认识到，得益于全球互联互通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日益扩大，人类正变得更加成熟，个人也更加自主。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产、消费、沟通和生活方式。它将重新定义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将为改善个人和社会的生活带来巨大机遇。如果处理得当，它将使我们能够采取更加以人为本的方式，不仅促进物质满足，也为所有人带来真正的个人和社会福祉。
当前经济和政治讨论的焦点似乎完全偏离了方向。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窗口，可以引导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等技术突破服务于人类、造福人类。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帮助人类迈上新台阶；要么任由技术力量控制我们，最终陷入公民失去自主权的反乌托邦世界。
驾驭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项全球性挑战。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人为造成的。我们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来管理未来：我们同时是地方、国家和全球公民，拥有彼此交叠的责任与身份。实现可持续未来的最佳途径是利益相关方理念；这是我在40多年前提出的，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理念的基础。
利益相关方理念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对话寻找长期解决方案，并以各方的承诺和意愿为支撑，努力实现符合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长期利益的最佳结果。作为致力于公私合作的国际组织，世界经济论坛承诺担任催化者和召集者，服务于这一目标。
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在于我们作为由技术驱动的全球转型进程中的利益相关方携手行动，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包容和以人为本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