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世界。这种变化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随之而来的重大挑战，也考验着公共机构和政府充分应对的能力。
从犁具、疫苗到计算机，技术创新总体上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减轻其负面影响。例如，与电气化初期相比，如今使用电气设备要安全得多。尽管我们曾险些酿成灾难，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体系一直设法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带来的威胁。
然而，变革步伐不断加快，新技术的力量日益增强，这意味着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只会愈发频繁、愈发危险。我们今天能做些什么，来确保新技术让生活变得更好而非更糟？
新兴颠覆性技术
2018年11月，我们主持的一场讨论聚焦于这一问题。讨论在全球未来理事会年度会议上举行，探讨如何强化新兴技术的积极面。以下是我们根据讨论梳理出的若干考量，旨在最大限度发挥技术变革的益处并降低风险：
1. 技术不可能做到面向未来。试图让技术面向未来会适得其反，因为这预设我们能够预知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后果。我们做不到。诚然，设想可能产生的次级影响并减轻其负面后果至关重要，但我们不能只依赖预测：法律和政策基础设施都必须具备灵活性，以便迅速应对那些出乎意料的情况
2. 技术发展应由愿景引领。国际和国家层面的社会群体应为技术发展设定明确的社会目标。例如，当下人们担忧自动化是否会终结大多数人类劳动，这种担忧假定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经济可行性或许会迫使某些结果出现，但社会应有意识地决定希望未来的工作是什么样，而不是因无所作为任由未来自行演变。
3. 健康的社会需要完善的补救措施。新技术出现问题时（这不可避免），人们应能获得有效的补救。这不仅意味着法律救济。例如，自动化导致大规模失业时，补救措施可以包括再培训计划、提高失业救济金，或某种依据有效经济和社会模式实证研究制定的全民基本收入。政府最适合提供大多数补救措施，但私营部门在资助并建立相关基础设施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私营部门造成损害并获取经济收益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补救措施必须回应不同群体所受的不同负面影响。例如，生物识别技术或工作场所自动化对一名十几岁的难民女孩造成的影响，可能与对一名久坐少动的中年男性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未能设计出回应多元需求的有效补救体系，公众就会失去对技术、政府以及推动创新的企业的信任。
4. 投资应激励有利于社会的长期成果。我们常听到政府和公共部门在技术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但投资者同样是关键利益相关方。从历史上看，投资者的首要衡量标准一直是投资的货币回报。然而，过去十年左右，影响力投资有所增长，合乎伦理的投资基金也不断兴起，但这类做法仍属少数。对于希望降低投资给社会造成损害之风险的投资者，我们建议从一个简单的角度调整投资考量：优先关注所投资企业未来10至20年的影响，而非短期收益。
5. 国际合作是实现有效发展的必要条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跨越国界，且十分复杂，这使立法和政治体系难以有效应对。缺乏国际治理（例如在基因编辑领域），或各项政策彼此冲突，都可能令稳健的国家政策失去作用。政策冲突的例子包括：隐私政策主张删除社交媒体内容，与言论自由相冲突；法律问责政策则可能倾向于保障信息获取权。因此，我们认为，国际机构在技术治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
我们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期待与不同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由愿景引领的方法，应对新兴技术的风险与益处。这种方法有助于确保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会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惠及少数人，并最终增强我们的集体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