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正向世界展示如何在利用公民数据的同时保护隐私

Traffic moves in front of the Chhatrapati Shivaji Terminus railway station as it is illuminated with the colours of the Indian flag in lieu of Independence Day in Mumbai, India, August 15, 2015.
A new MIT study shows that using citizen data has advantages, without putting privacy at risk.Image: REUTERS/Shailesh And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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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公民数据使用方面,正追求两个双重且可能相互冲突的目标。

为提高市政服务效率,印度许多城市已开始启用政府服务请求功能,这涉及收集公民数据并与政府官员乃至可能的公众共享。然而,国家也在推动保护公民隐私,这可能限制数据使用。各城市现正开始探讨,若要用公民数据追踪政府运作,究竟可以使用多少数据(如果有的话)。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一项新研究中发现,事实上,印度城市有一种方式,既能在利用公民数据提升效率的同时保护公民隐私。

研究人员获取并分析了印度某一邦112个城市全年超过38万份公民政府服务请求的数据。他们利用该数据集,依据各城市政府完成每项服务请求的速度,衡量其效率。此外,基于对其中三个城市的实地研究,他们还确定了在提供所请求服务时,哪些公民数据是必要的、有用的(但非关键的),或是不必要的。

通过这一研究,他们识别出在两个维度上表现都非常出色的“模范”城市,即它们实现了隐私与效率的最大化。研究人员表示,全球各地的城市可以借鉴类似方法,评估自身的政府服务。该研究已在上周末的技术政策研究会议上发表。

“市政府如何收集公民数据,以努力做到透明、高效,同时保护隐私?如何找到平衡?”合著者卡伦·索林斯(Karen Sollins)说道。她是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的研究员,也是互联网政策研究计划(IPRI)的首席研究员,以及“利用定量系统的隐私、创新与电子治理”(PIEQS)小组成员。“我们表明,提升隐私保护和效率可以同时实现,而不必在二者之间只能选其一。”

与索林斯共同参与该论文的还有:第一作者尼基塔·科达利(Nikita Kodali),他是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生;以及钦坦·Vaishnav(Chintan Vaishnav),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高级讲师,也是IPRI的首席研究员,并为PIEQS成员。

隐私与效率的交汇点

近年来,印度的电子政务基金会(eGovernment Foundation)一直致力于显著提高其众多市政府运作的透明度、问责制和效率。该基金会的目标是将所有这些政府从纸质系统转变为完全数字化的系统,并设置面向公民的界面,以便公民提出请求并与政府服务部门互动。

然而,2017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其公民享有数据隐私的宪法权利,并有权决定其个人数据是否可以被政府和私营部门使用。这可能会限制城镇和城市用于追踪其服务绩效的信息。

大约在那个时候,研究人员已开始研究围绕电子政务基金会数字化工作的隐私与效率问题。这促成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确定了哪些类型的公民数据可用于追踪政府服务运作。

基于这项工作,研究人员获得了2018全年内,印度某一邦112个地方政府数字化模块中的383,959条匿名化公民与政府交易记录。这些模块聚焦于三个领域:新的自来水接入税评估;新的房产税评估;以及关于卫生、流浪动物、基础设施、学校及其他问题的公众投诉。

公民通过移动或网络应用程序,输入各类个人及财产信息,向这些模块提交请求,并随后监督请求的进展。请求及相关数据会经过多名官员,每人负责完成一项称为服务水平协议的单独子任务,且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随后,请求会转交给另一名官员,依此类推。但这些公民信息中的大部分也对公众可见。

该软件记录了每项请求从启动到完成的每一步,并附有时间戳,涵盖每个市政府。研究人员随后能够依据两项指标,对城镇或城市内的每项任务进行排名,或对各城镇、城市的整体情况进行汇总排名:政府效率指数和信息隐私指数。

政府效率指数主要衡量服务相对于预定服务水平协议的及时性。若服务在规定时限前完成,则效率较高;若在之后完成,则效率较低。信息隐私指数衡量政府在收集、使用和披露可能涉及隐私的公民数据(如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方面的负责程度。城市收集和共享的非必要数据越多,其隐私评级就越低。

例如,许多服务或投诉并不需要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但许多模块仍会收集并公开披露这些信息。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一些模块历来收集了涵盖数十个数据字段的详细个人及财产信息,而政府实际只需其中约一半的字段即可完成工作。

模范表现

通过分析这两项指数,研究人员发现了八个“模范”市政府,它们在所有服务的效率指数和隐私指数上均位列前25%。简言之,它们仅使用必要数据,并且让这些必要数据经过较少的官员处理,从而及时完成服务。

研究人员现计划研究模范城市如何能够如此迅速地完成服务。他们还希望研究为何某些城市在任一特定服务上表现极差,处于后25%。“首先,我们正向印度展示,最好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城市应当成为什么样子,”Vaishnav说道,“然后,我们希望研究一个城市为何能成为模范城市。”

在拥有类似公民数据和政府数据、且具备类似服务水平协议(用作衡量效率的基准)的地方,也可以开展类似研究。Vaishnav表示,这类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尚不普遍,但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普及,尤其是在波士顿和剑桥等城市。“我们收集了大量数据,并且很想利用这些数据来改善政府运作,更好地与公民互动,”他说,“这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成为全球民主国家的一项要求。”

接下来,研究人员希望创建一个基于创新的矩阵,以确定哪些公民数据可以公开提供给私营方用于开发新技术,哪些则不可以。他们还在开发一个模型,该模型可在处理公民请求的同时,实时提供城市政府效率和信息隐私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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