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每年都会有一份冗长的纳税表格送上门，令人畏惧。如今，这项年度例行事务耗时更少，也更少令人烦躁：人们上网即可查看政府根据其各类数据来源计算出的应纳税额建议。如果不同意，可以修改；如果认可，只需点击一次即可接受。
这只是我家乡挪威的一个例子，它展示了技术如何让公民在与国家打交道时感觉更好。但数字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政府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
在新技术正从根本上改变需求和期望的时代，政府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与公民的互动方式。十年前，我们会写信，如果一个月内收到回复就已心满意足；如今，我们期待电子邮件一天内得到回复，推文一小时内得到回应。
每个国家都有相当规模的高学历公民群体，他们已习惯于在网上查找信息并完成各类事务。当你无需再去银行网点办事时，就会开始不满于还得亲自前往政府机构。
政府需要认识到，网民的期望既给自身带来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可借此应对公众信任持续下降的危机。
信任之所以重要，原因有很多，尤其因为它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当公民不信任政府时，政府就更难为民众提供服务。欧洲和美国的民意调查讲述了一个一致的故事：建立政府信任需要时间，却可能迅速瓦解，而且在十多年间一直急剧下降。
信任与快速增长的不平等同步下降，并非偶然，它正在威胁社会契约。正如夫妻双方需要随着境况变化而不断重新界定彼此的责任，社会契约也绝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我们不努力维系它，它就会破裂。
政府赢得公民信任的一种方式，是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日本的开放政府数据战略就是一个例子，它展示了政府如何（往往通过公私合作）探索通过对政府掌握的公民信息运用“大数据”技术来改善公共服务的可能性。迪拜的智慧城市倡议则体现了多国政府如何尝试打造一个虚拟的“一站式服务窗口”，以便处理以往可能需要前往多个不同部门办理的事务。
在一些国家，能够在线报税、办理护照或注册新公司，可能只是减少了不便。然而在另一些国家，将标准程序数字化可能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它使公务员更难借由索要酌情付款而插手办事流程。
例如在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将农村农民获取银行贷款所需的土地产权记录数字化。在旧系统下，农民的文件申请最长需等待一个月才能处理，而且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曾向当地官员行贿；在该邦设立的电子自助终端上，大多数人可以在十分钟内取得文件，行贿率已降至3%。
从纸质沟通到数字化沟通的转变，对透明度有深远影响。既然政府中的每个人都以电子方式沟通，那么在后勤上便更容易让公民获取部长们所能获得的相同信息。在挪威，一个可检索的公共数据库允许公民检索发送至、发出自或甚至在一百多个政府部门内部流转的数百万份文件的元数据（如日期、标题和作者），并申请获取完整版本。只有政府在有非常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才可拒绝，且拒绝决定可以提出异议。
经历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后，当政府宣称掌握特殊信息时，公民不再必然相信政府所说的一切。开放数据为政府提供了机会，通过与公民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并基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信息提出优先事项，从而重建信任。
当然，技术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正如近期案例所表明的，政府若以过度侵扰的方式使用数字工具，反而可能破坏而非建立信任。技术将如何应用，将是核心问题，决定我们是选择建设高效、透明且回应民众的政府，还是选择一个“电子版《1984》”式的反乌托邦，在那里大数据被用作镇压的工具。
世界经济论坛的 Future of Government Smart Toolbox 报告今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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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我们如何避免电子版《1984》？作者：Rod Beckstrom
2050：我们如何避免一个封闭的世界？作者：Joseph Nye
2050：如果城市统治世界会怎样？作者：Razeen Sally
作者：Espen Barth Eide，世界经济论坛董事总经理兼管理委员会成员。
图片：一名男子走出上海的一个地铁站。REUTERS/Carlos 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