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已经看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为那些借助先进技术打造创新商业模式的企业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但对于国家经济而言，第四次工业革命（4IR）在何处、以何种方式提升了竞争力？
在发达经济体中，以创新作为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替代指标来看，领先国家的竞争力似乎与创新水平相当吻合。例如，几乎所有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前十名的国家，也位居以下指数前列：《全球创新指数》该指数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英国和新加坡等同时跻身两份榜单前十的国家，在构成竞争力和创新指数的各项指标上都得分很高。这些指标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水平的技术准备度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这些通常被视为竞争力的基石，如今看来也是创新的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规律也适用于被视为低收入或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技术准备度和教育等指标上的评级往往较低。因此，它们的创新评级与竞争力评级相吻合。
但从创新的个别案例来看，情况就不那么明朗了。换言之，一些企业确实非常成功、极具竞争力，也在使用先进技术——然而它们所在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表现却明显乏善可陈。
数字鸿沟不断扩大
肯尼亚、阿根廷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正充分利用先进技术赋能的创新商业模式。肯尼亚常被称为“硅谷草原”，是颇具影响力的 M-Pesa 的发源地。M-Pesa 运用数字和移动技术，彻底改变了非洲的银行和零售等行业。然而，过去两年，肯尼亚的国家竞争力排名有所下滑。
同样，阿根廷拥有拉丁美洲大多数科技独角兽企业。但其国家竞争力排名再次从 2013 年的第 94 位降至 2017 年的第 104 位。巴西是全球最大的支线喷气式飞机制造国，在这一高科技领域也是全球五大制造商之一。但其国家竞争力排名已下滑从 2013 年的第 48 位降至 2017 年的第 81 位。
即使在较成熟的经济体中，创新型企业也未必预示着国家竞争力强劲。韩国的三星被视为创新领军企业，但韩国过去几年国家竞争力有所下降，排名从 2013 年的第 19 位降至目前的第 26 位。中国拥有《Fast Company》2017 年榜单中最具创新力的 50 家企业里的 6 家，但在国家竞争力指数方面仍难以跻身前 25 名。
尽管这些经济体的个别企业取得了创新成果，似乎仍有另一个因素影响着它们的国家竞争力：营商环境。从劳动政策、通货膨胀到税收和腐败，这些国家经济体的营商难度都很大。
对于中国和韩国而言，劳动政策和低效官僚体系是导致营商困难的关键因素。对于巴西和肯尼亚而言，腐败问题十分突出，政策不稳定也加剧了问题。货币不稳定正在加剧阿根廷的不确定性，中国也面临同样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只有韩国跻身世界银行《2017 年营商环境报告》前十名（但比 2016 年下降了一位）。其他国家甚至都未进入前 50 名。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无疑说明，有些杰出的企业不知凭借何种方式，克服本国经济环境的逆风，实现了创新并保持竞争力。这个故事固然精彩，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总体而言，创新型企业推动竞争，而竞争又促使企业采用先进技术赋能的新商业模式（想想 4IR），从而创造新的市场。
要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扩大这类竞争力和创新，必须具备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例如低税率、对劳动力和企业实行高效监管以及低腐败水平；同时还需要经济稳定，例如币值稳定、低失业率和优质就业岗位。
这里真正的启示或许是：采用先进 4IR 技术赋能的创新商业模式的企业，自成一类。推动 4IR 的核心动力，是一种由普及、廉价技术赋能的颠覆性思维——未必需要有利的营商环境或竞争力指标上的高分。因此，创新型 4IR 企业似乎有能力超越其所在国家经济体的整体表现。但如果营商环境良好，这种成功完全可能转化为国家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