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全球目标最初设计时，你或许还记得，全球发展领域的领导者曾对目标和具体指标数量庞大、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框架复杂等问题深感忧虑。如今，距离SDG获批约一年半，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之后，我注意到，这些担忧并未在现实中成为事实。
早在2014年和2015年，许多人认为，把目标从8个增加到17个，等同于让整个行动沦为徒劳。当时的看法是，目标如此之多，倡导团体将无法集中精力关注其中任何一个。用于动员公众和捐助者的故事线和叙事会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由于很少有人能记住所有目标，或脱口说出169项具体指标，批评者坚持认为，要围绕其中任何一项目标建立问责机制都将十分困难。
还有复杂性！人们怎么能理解这样一个想法：世界面临的所有挑战都被置于这个相互关联的框架中呈现？也许整个框架最终只会被遗忘。
因此，看到全球目标在达沃斯如此醒目，令人颇感意外。在许多会议上，都能看到展示这些目标的海报或背景板。在年会首日晚间举行的媒体招待会上，它们出现在舞台上，衬托着论坛传递的信息：我们为何在一月来到这座寒冷的山顶。甚至苏黎世机场也用一幅目标展示图迎接前往达沃斯的旅客。
代表17个目标、色彩如彩虹般的小圆徽章随处可见。佩戴它们的并非只有非政府组织的高管，别在衣领上的也不只是他们：我看到许多企业界和政界领导人也佩戴着徽章，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参加的许多活动都会借助全球目标——更常见的是某一项具体目标——来说明某个议题或倡议为何重要。企业尤其如此。衡量指标是其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似乎已接纳这些目标，以确保其公民责任和社会责任工作与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事实证明，复杂性是件好事。世界本就复杂，改善世界的努力也必须体现这一点。坐在各场讨论中，我无数次尝试写出一条能准确概括议题的推文，但讨论例如初级卫生保健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本身确实很复杂，未必适合过度简化。全球目标内在的复杂性，使致力于解决全球挑战这一艰巨工作的严肃人士能够准确传达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仍与一套共同的全球目标保持一致。达沃斯发布的众多倡议和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它们能够准确地将自身工作与全球目标联系起来，也确实这样做了。
这并非外界对SDG的唯一批评。当然，有人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论据，认为在达成全球共识的过程中，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要让193个国家达成共识绝非易事。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讲述过一个故事：SDG草案完成后，他曾试图改动其中一个词，按他的说法是“修正一个拼写错误”，但他被告知，即便只改一处，也会让整份文件重新进入谈判。
正如联合国热忱的SDG倡导者托马斯·加斯本周提醒我的那样，SDG的整体意义远超每一项目标和具体指标的简单相加。事实上，早期关于目标和具体指标数量的批评，忽略了SDG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MDG）的新颖和不同之处。如今的全球目标已不再关乎捐助方和受助方：由于所有国家都认同这些目标，领导者要向本国公民负责。此外，全球目标以不让任何人掉队为理念。相比之下，MDG关注的是平均值，因此，即使许多公民仍生活在贫困中，一个国家仍可能被视为取得了成功。如今，把重点放在最脆弱人群身上，包括残障人士和原住民社区，已成为这些目标的核心。
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他曾是起草这些目标的专家小组成员）回忆说，来自各国的领导者提出了众多彼此迥异的想法，要找到一个统领原则将它们串联起来十分困难，直到他们最终确定了“伙伴关系”这一理念。这也是MDG时代真正不同的一点。也许这正是SDG为此次达沃斯会议带来的最有力信息：在世界领导人和企业首席执行官努力寻找立足点、局势极不确定的时刻，全球重大挑战已得到清晰阐述，并配有相应的具体指标和衡量标准，而且唯有众人携手合作才能解决这些挑战；这样的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亟需的路线图。
SDG或许并不完美，但这些全球目标的存在本身就十分重要且有价值。如果达沃斯今年的活动能说明什么——而这只是全球目标获批后的第二年——那就是它们正在切实改变领导人理解世界所面临挑战的方式，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应对这些挑战时肩负的责任。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些目标，在达沃斯都不可能忽视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