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重大代价。然而，它常常与其他环境问题混为一谈，例如气候变化（由一氧化二氮（N₂O）和氮氧化物（NOₓ）加剧）或颗粒物烟雾（氨（NH₃）也是其成因之一）。
理解我们氮使用情况的一种方式是审视我们的氮足迹。它指的是我们日常活动在消耗食物和能源等资源的过程中释放到环境中的活性氮数量。活性氮是指除惰性氮气以外的所有形式的氮。
我们此前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的氮足迹很大。澳大利亚人均每年的氮排放量高达47千克，远超位列人均活性氮排放量排行榜第二的美国（人均28千克）。澳大利亚人氮足迹较大，主要原因是其饮食中动物蛋白含量高，以及能源方面煤炭使用量大。
氮足迹
我们的最新研究发表于《清洁生产杂志》，该研究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概念，测量了一个完整机构的氮足迹，本次研究对象为墨尔本大学。
机构氮足迹是指工作场所的各项个体活动与机构活动所产生的氮足迹总和，例如对于大学而言，包括为实验室和大讲堂供电等活动。
我们计算得出，该大学每年的氮足迹为139吨氮。其主要来源于三大因素：食物（37%）、能源使用（32%）和交通（28%）。
墨尔本大学2015年的氮足迹及2020年的预测值。
在大学中，食物因所消费的肉类和乳制品而占据主导地位。食物相关的氮排放主要产生于其生产环节，而能源使用的排放则主要来自燃煤发电的用电以及商务出行所使用的燃油。
减少氮排放
我们还模拟了该大学可以采取的减少氮足迹的措施。我们发现，通过针对食物、能源使用和出行这三大主要因素采取行动以减少排放，其氮足迹可减少60%。
好消息是，如果该大学落实其《可持续发展计划》中详述的所有能源使用方面的改变，可持续发展计划——其中包括采用清洁能源（太阳能和风能）、优化能源使用以及购买碳信用额等策略——这同样可将氮污染减少多达29%。
改变航空出行和食物选择的习惯将是一项挑战，因为这需要改变来自一种高度重视旅行、热爱咖啡和肉类的文化中人们的行为。
总体而言，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澳大利亚人经常乘坐飞机出行，这对环境造成了重大代价。我们可以通过碳抵消来弥补出行排放，我们确实将这一可能性纳入了考量，但正如其他人此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排放抵消能使航空出行变得“可持续”。
对于工作差旅，或许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出行还是不出行？”不妨直面现实：为何如此多的学术会议都设在风景如画的地方，若不是为了吸引我们参加呢？
鉴于从饲料转化为牛奶或肉类的效率低下，动物产品是氮排放的主要来源。人们是否愿意将他们的拿铁、平白咖啡或卡布奇诺换成美式咖啡、浓缩咖啡或玛奇朵？或者换成豆奶拿铁？
由于96%的氮排放发生在大学边界之外，其有害影响对身处现场的人而言并不可见，而污染的负担往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其产生之处。
但正如我们的研究首次表明的那样，拥有大量员工的大型机构具备良好条件，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其庞大的氮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