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支撑着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其状况仍在持续恶化。
以自然视角审视投资组合的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管理重大风险并识别战略机遇。
中国金融机构正在试点前沿工具，但在数据质量、定价模型和可行商业案例方面面临挑战。
过去十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海洋健康问题和塑料污染均在加速恶化，全球环境格局因此日益复杂。
《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重要国际协议，现已纳入区域和国家政策、法规及框架，推动经济转型朝着这些协议确立的目标迈进。
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价值约58万亿美元 ，高度或中度依赖自然。
中国尤其容易受到影响，估计其65%的GDP面临自然丧失带来的风险。尽管存在这种依赖，自然仍在全球持续退化，驱动因素包括土地和海洋利用变化、气候变化、资源开发、污染及入侵物种。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国中国的领导下，196个缔约方承诺履行使命，在2030年前采取紧急行动，遏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使自然走上恢复之路。
距离这一里程碑仅剩五年——这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期限相同——转型步伐必须显著加快。
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部门面临日益加剧的经济衰退风险，这可能限制可用于环境议程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因此，可持续发展工作必须协作开展，采取协调、互联的方式，而非各自为战或相互竞争。
自然视角为何不可或缺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通过的定义，自然涵盖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生物多样性），以及地质、水、气候和地球上所有其他非生命组成部分。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采用系统性方法，全面应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影响，才能遏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
陆地、淡水、海洋和大气构成社会和经济与自然互动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四个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的工作，都与更广泛的自然议程（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紧密相连。
考察农业食品、能源、化工、采矿与金属、汽车等关键行业（如下图所列）可以发现，它们对自然的影响与其他环境议程密不可分。
例如，采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帮助缓解气候变化；但如果相关技术通过其价值链对自然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就可能与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冲突。
自然视角为环境类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系统性视野，有助于避免“一个领域取得进展，另一个领域却遭遇挫折”。
了解自然与商业运营之间复杂联系的企业决策者，更有能力管理转型，并有效分配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障碍与重点领域
尽管自然向好转型到2030年可创造10.1万亿美元的年度商业机遇，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仍主要来自公共财政，私营部门参与有限，风险管理实践也往往薄弱。
政策通过提供监管框架、税收优惠和风险缓释工具，在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自然保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近期分析由世界经济论坛和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开展的近期分析发现，欧洲和中国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政策框架，而美国和日本则更多依赖自下而上、由市场驱动的策略。
政策中对自然相关主题表述得越明确，这些主题就越能体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
例如，在中国，绿色分类目录对气候变化相关行业和项目的界定更加明确，因此，聚焦气候议题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基金数量远超聚焦其他自然相关主题的基金。
然而，过度强调气候问题无法替代针对其他环境议程亟需采取的行动。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采用系统性的自然视角。
这并不意味着行动会因挑战规模庞大而陷入停滞；组织可以优先关注对其业务或财务表现最为重大的主题。
然而，失去系统性视野可能导致忽视其他自然相关风险、错配资源，进而损害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金融机构在推进自然与生物多样性议程方面面临三大核心挑战：
缺乏可信且易于获取的自然相关数据。
自然相关影响的定价和评估方法有限。
商业模式尚不成熟，财务回报也不确定。
全球也存在这些障碍，86%的金融机构将数据可得性列为一项关键需求，78%的机构则将数据质量列为关键需求。
中国金融机构正在尝试多种创新方法，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并管理自然相关风险。
一种方法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卫星监测，收集生物多样性的实时数据。这有助于更准确、高效地追踪环境变化。
它们还在分析企业可持续发展披露，以便更好地了解和评估自然相关风险。
此外，这些机构正在试验新的金融工具，包括：
混合融资（结合公共和私人资金）。由保险支持的风险分担模式。生态系统服务信用，例如以碳信用作抵押。
这些努力正在为扩大自然领域的私人资本投入奠定基础，也承认向自然向好型金融转型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以自然视角审视投资，有助于金融机构管理风险并发掘新机遇。
通过采用系统性方法、运用政策工具并投资于数据和创新，金融行业能够助力推动自然向好型经济，并保护支撑全球繁荣的自然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