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70多个国家齐聚里约地球峰会，并同意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干扰以及保护森林。但25年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仍在持续退化。
尽管数十年来已有国际协议、国家政策、州法律和地方规划，为什么世界的环境可持续性仍未显著提升？这正是我和一组研究人员试图在一篇近期文章中回答的问题。
我们审阅了94项研究，考察各大洲可持续发展政策失效的情况。这些研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案例研究，范围从国际倡议到地方举措。
请看以下主要环境指标。自1970年以来：
人类的生态足迹已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并且不断扩大；若要以可持续的方式提供资源，需要1.6个地球。
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了50%以上，其他物种的种群数量仍在持续减少。
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接近翻倍，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日益显现。
全球已失去超过48%的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在里约峰会前后各二十年间，这些指标恶化的速度基本没有变化。此外，人类正迅速逼近若干环境临界点。一旦越过这些临界点，可能会引发不可逆转的变化。
例如，如果我们任由全球平均气温升至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反馈机制就会启动，导致气候变化失控。我们已经达到这一限值的一半，且可能会超过这一限值，就在未来几十年内。
问题出在哪里？
那么，可持续发展举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发现，三类失败反复出现：经济、政治和沟通方面的失败。
经济方面的失败源于一个根本问题：破坏环境的活动反而能获得经济回报。森林砍伐后通常更值钱——这对正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尤其是个问题。
当政府无力或不愿实施有效政策时，就会出现政治方面的失败。这往往是因为采矿等大型资源开采行业是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并认为自己将蒙受最大损失。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发生，但后者在政策出台后，执行政策可能面临更多困难。
沟通方面的失败主要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协商不足或社区参与不够。随后，反对声浪不断扩大，有时源于对问题严重程度的误解。社区看到自身关切被忽视时，也会因此产生不信任，进一步加剧反对。
这种情况同样在世界各地发生。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农村社区反对改变水资源分配制度。在这一案例中，农民强烈反对政府回购部分水权许可，以至于有人在街上焚烧政策文件。
这些类型的失败彼此强化。对可持续发展益处的沟通不力，让人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总是会牺牲就业和金钱。随后，企业和社区向政界人士施压，要求他们避免出台或削弱有利于环境的法规。
归根结底，这说明我们未能说服人们相信可持续发展能够带来“双赢”局面。因此，决策者仍困在就业与环境二选一的思维定式中。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撰写这篇论文，旨在找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为何失效，从而改进未来的努力。挑战十分严峻，事关重大。根据我此前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如何共存的研究，我想在我们最近发表的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政府需要提供财政激励，推动转向生态高效型生产。政界人士需要有勇气大幅超越现行标准。精准施策可以做到奖惩并举，奖励环保行为，并让不可持续的活动付出代价。
其次，政府需要为破坏环境最严重的行业提供可行的转型路径。例如，新的环保税收减免和补助可以让企业在改变商业模式的同时保持盈利。
最后，需要让各个领域的领导者认识到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严重性，并相信可持续发展是可行的。宣传成功绿色企业的正面案例，可以成为起点。
当然，这些变革会遭遇阻力。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气候下，政策之争尤其激烈。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美国总统正在撤销气候政策，而澳大利亚总理则抨击可再生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