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政府已在为在中国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做准备。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聚会：其目标是就一个惠及所有成员国的新的生物多样性政策框架达成结论。
尽管《生物多样性公约》于2010年通过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但国际社会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明显成效不彰。一些拥有大片热带雨林的国家，用于助长森林砍伐的补贴支出高达100倍，远超用于防止森林砍伐的援助，而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更为糟糕。
未来十年将表明，我们不能再把破坏自然视为“一切照旧”。我们正迅速逼近环境和气候的临界点，这些临界点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反馈循环，使气候变化无法逆转。报告是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它表明，我们当前的活动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导致多达一百万个物种灭绝。
鉴于生物多样性的此类损失将危及人类自身的未来，有效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领导力的时机就是现在——别无他选。在制定使国际政策与产业实践保持一致的框架时，我们应聚焦于任何新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都应包含的十项关键优先事项。
第一，我们必须终结野生动植物和濒危物种的全球贸易，使其在供应国和目的地国均属非法。目前情况是，国际社会对此问题无所作为。第二，鉴于产业补贴目前正助长不可持续的过度捕捞，我们需要就如何监管公海工业捕捞达成全球协议。
第三，我们必须立即停止对原始森林进行工业规模的采伐和焚烧，无论其是热带、北方针叶林还是温带森林。允许此类活动毫无道理。工业采伐既不利于政府，也不利于原住民社区，而后者本应被允许以可持续方式耕种和采伐自己的土地。
第四项相关的优先事项是全面禁止森林砍伐。在许多国家，只需提交某块土地的土地用途变更申请，森林砍伐即可合法进行。要实现零森林砍伐商品的世界，将需要愿意做出改变的私营企业和消费者的支持。
第五，我们需要所有政府实施碳税，否则我们实际上是在助长市场失灵。目前，我们不仅补贴化石燃料，还未能为热带森林、农林复合系统、红树林和湿地所提供的碳汇提供充足补偿。虽然2016年自愿碳市场的碳价平均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3美元，但若要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下的减排目标，全球碳价应达到约每吨40美元。
实施碳税在政治上或许较为复杂，但在经济上完全合理。哥斯达黎加于1997年开征碳税，目前每年可带来320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资金随后用于向原住民社区、农民以及其他种植树木、以增加生产性景观生物量为目的的人群提供环境服务。
第六，我们应为国际社会的生物多样性工作制定新的资金目标。目前，我们在自然保护方面的投入仅占全球GDP的0.08%，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能承诺在新框架下动员全球GDP的1%，我们将拥有实现我们设定的所有其他目标的资源。尽管保护项目属于各国政府的国内事务，但鉴于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一个共同问题，该目标应被设定为多边基准。
第七，我们必须停止——如有可能则扭转——PADDD（保护区降级、缩减和撤销保护地位）事件。在美国及其他地区，放松对保护用地的监管或彻底剥夺其保护地位的运动资金雄厚、影响力强大。显然，此类努力对所有保护工作构成直接威胁。
第八，我们应致力于在下一个十年结束前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制品，因为不可降解塑料的积累正在阻碍许多其他保护工作。第九，同理，我们需要开始思考如何对各类污染征税。在太多情况下，污染者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若没有任何成本，问题只会恶化。
最后，各国政府亟需采用绿色国民账户体系。有效的政策制定需要最佳可用数据。只要当前经济体系未能计入生物多样性丧失、水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它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
在推进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时，我们应借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经验教训。当各国意识到承诺减排符合自身利益时，《巴黎协定》才得以达成。而这一认识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中仍未形成共识。在昆明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必须确保达成这一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