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数据的一项最新分析表明，认为自己对子孙后代负有个人责任的人，明显更可能担忧气候变化，并支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
这些情感总体上独立于其他社会人口变量，因此增强此类认知有助于克服障碍。
该研究的作者认为，它可能成为推动行为转向气候行动的有力工具。
气候变化已经到来，但其最严重的影响正等待着后代。除非我们作为个体和整个人类物种迎难而上。Stylianos Syropoulos和Ezra Markowitz探讨了如何强调对后代的个人和集体责任，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切，还可能增加对未来艰巨工作的支持。
随着21世纪的推进，气候变化的真实轮廓和影响正变得愈发清晰。几乎每天，我们都在目睹一场又一场与气候相关的灾难，当下及未来数年，人类的苦难与痛苦只会不断加剧。
但我们也知道，面对持续的不作为和拖延，迄今为止我们所目睹的，只是未来将要发生之事的序幕。更加频繁、破坏性更强的影响正极有可能出现在未来几十年里。换言之，后代迫切需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以便为他们争取一线机会，在轮到他们的时候。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们——当今在世的人——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举措，避免或至少减轻气候变化对后代造成的最严重影响。而且我们不仅能够采取行动：我们负有这样做的责任，采取具体步骤，确保这一暗淡的未来不会发生。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鼓励人们认真对待这一责任，甚至首先意识到这一责任？
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日益增多的研究可以提供可行的见解。在过去二十年里，研究人员探索了多种方法，以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作为个人和集体责任与行动议题的认识与接受度。仅举几例，这些方法包括利用人们的留下积极遗产的动机、鼓励他们反思前几代人代表他们做出的牺牲，并强调超越自我与利他主义的价值观，融入环保宣传活动之中。
但对未来的责任感知真的重要吗？毕竟，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去做——例如更健康地饮食、多锻炼、更慷慨——但却选择不去做。事实上，我们最近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发表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发现认为自己对保护后代负有个人责任的人，明显更可能担忧气候变化、支持环保政策，并认为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种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与新闻消费、性别和种族身份以及收入水平无关。更令人意外的是，感知到的责任感也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显著关联，而政治意识形态是美国气候变化民意的最强驱动因素之一。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力地表明，对未来世代的责任感知是一种稳健机制，可用于促进亲环境行动和政策支持，不受此前已表明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引发分歧的个体及群体差异影响。
重要的是，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之影响可能与对具体政策提案和集体行动的支持相关，包括反对修建Keystone XL输油管道、反对采用水力压裂作为钻探方法，以及支持对社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增强的责任感认知也预示着对资助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增加。
此外，强烈感到有责任保护后代的人，也将环境保护视为重要的个人价值。这些人也更可能体验到对自然的敬畏（即对自然之美的惊叹之感），这是另一项先前已确定的亲环境参与预测因素。重要的是，那些表示对未来他者的责任感增强的人，也更可能将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视为一种威胁，以及一个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的问题，并且更可能接受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
这些发现令人鼓舞，因为它们至少提示了三个关键结论：
1）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后代的人，也认同与保护自然世界相关的价值观和信念。这些人更支持亲环境政策，他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真实威胁，更可能接受关于该议题的科学发现，并且他们认同旨在整体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对未来的责任感可以转化为保护子孙后代环境的具体行动。
2）对未来世代的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许多此前被认定为公众参与气候变化议题之障碍的社会人口变量。这表明，未来着力提升此类认知的努力，或许能够规避或克服既有的亲环境行动障碍。
3）受访调查对象大多强烈认同对未来世代的个人责任。近50%的人认为这种责任对自己“极其重要”，另有38%表示“非常重要”。美国人在许多问题上往往存在分歧，尤其是在政治阵营之间，因此出现如此强烈的共识表明，对未来的责任感认知可能成为应对我们时代重大议题、推动有意义的集体行动的有力起点。
说到底——应对我们面临的环境挑战将十分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做要求当代人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以保护未来很久才会存在的人。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鼓励个人、社区、组织、企业以及整个国家去做必要之事。这既包括我们的心理、社会和文化资源，也包括我们往往首先考虑的政治、经济和技术资源。我们的研究表明，广泛存在的对未来世代的责任感，是促使行为朝积极方向转变、应对我们面前的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而有力的工具。幸运的是，这种责任感在美国社会中已经广泛存在。现在是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注：
本博文基于《Perceived responsibility towards future gener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Convergent evidence across multiple outcomes in a larg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LSE Business Review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