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非常幸运，或许曾在野外见过猩猩。大多数人只在电视上见过它们。无论哪种情况，这种动物很可能身处某片未受人类影响的偏远森林深处。这就是我们对这些极度濒危动物的普遍印象：脆弱、依赖原始栖息地，并且无法与人类共存。但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
直到最近，我们对保护的认识仍受到“野生”自然的浪漫想象所束缚，也受限于我们对自然适应能力和韧性的有限理解。然而，了解长期与人类接触如何影响即便是已被充分研究的物种，有助于推翻人们对它们的固有假设，并使保护工作更加有效。猩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猩猩是主要生活在树上的最大哺乳动物，除人类之外几乎没有天敌。它们通常密度较低，并且在类人猿中独具特色，大多独居。尽管猩猩物种曾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大陆，但目前仍存的三个物种仅局限于苏门答腊岛上的小种群（Pongo abelii以及新近描述的P. tapanuliensis）和婆罗洲（Pongo pygmaeus）。所有猩猩都极度濒危，但人们长期认为，人类造成的重大影响主要发生在过去60年内，因此形成了猩猩“未受干扰”、缺乏适应人类能力的观点。
但我们可能误判了猩猩。这是我们与合著者刚刚在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有证据表明，猩猩并非生态上脆弱的类人猿，它们早已在适应人类。现代猩猩是环境与人类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的生存地点和行为方式似乎反映了我们共同的历史。
我们并非暗示猩猩不受当前人类活动的威胁——它们确实濒危。例如，在1999年至2015年间，婆罗洲猩猩种群数量下降了约50%，在16年间损失了估计10万只个体。造成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狩猎。但如果能够控制狩猎等主要威胁（这一前提十分重要），那么猩猩与人类共存的能力可能比普遍认为的更强。这为保护工作开辟了超越单纯保护偏远森林的新机遇。
共存7万年
大约7万年前，现代人类在湿润的热带地区定居，此后人类与猩猩便开始接触。当时猩猩分布广泛、数量丰富。它们的牙齿在中国、越南和泰国发现的动物遗骸中相对常见，这表明它们曾是史前猎人容易捕获的对象。
大约2万年前，猩猩数量急剧下降，即便在过去一个世纪大规模森林砍伐之前，它们的分布范围已受限，种群密度也很低。虽然气候可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来自化石、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强烈表明人类发挥了作用。具体而言，我们发现人类的到来——尤其是其狩猎技术的进步，例如投射武器，以及后来的吹箭和枪械——与猩猩数量的下降相吻合。
事实上，似乎远古人类几乎使猩猩灭绝，正如他们使长毛犀牛、巨型地懒以及其他更新世大型动物灭绝一样。幸存的猩猩很可能改变了行为以应对这一威胁，或许退入了更茂密的森林深处以躲避人类猎人。
这种适应能力至今仍存在于猩猩身上，这也是它们今天仍然存在的原因。近期研究发现，它们在采伐后的森林中也能较好地生存，甚至还栖息在以油棕及其他作物为主的破碎化森林景观中，不过它们仍然需要接触天然森林。当其偏好的食物（成熟果实）缺乏时，猩猩甚至能够食用多种“替代食物”，例如树皮。
好消息
认识到猩猩早已适应人类主导的世界，对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动物能够在原始森林之外的种植园和农田中相对良好地生存——只要不被猎捕——这意味着这些区域应被纳入保护策略之中。鉴于当今大多数猩猩并不生活在受保护的森林中，而是生活在对人类开放使用的区域，这一点尤为重要。
自然与人类主导世界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大多数物种都已以某种方式适应了人类活动。这未必总是好事，但对猩猩而言，它让我们看到了过去不曾察觉的保护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