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为何我们需要就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政策协调

•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计划》于2022年通过，两年后，生物多样性丧失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持续加剧。

• 随着第十六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6）即将在哥伦比亚举行，各国政府正在修订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这为采取全政府方式提供了契机。

• 有效落实生物多样性承诺，需要政策协调一致，并使生物多样性承诺与绿色就业、气候转型、可持续生产、塑料等议题相互衔接。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两难问题：机场是城市、地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关键基础设施。随着航空出行增长、飞行安全要求提高，扩建机场似乎不可避免。然而，机场周边的土地往往承载着重要的生态系统。这些区域可能是鸟类的筑巢地、海洋生物的繁殖栖息地，或是在水过滤、防洪等自然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湿地。

生物多样性往往处于这一冲突的核心。多数人都认同，作为我们生命支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但它却正承受着土地开发、污染、过度开发利用等活动的巨大压力。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等迫切需求，常常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

例如，城市扩张将自然景观转变为建成环境，而农业和水产养殖的集约化则可能污染周边地区。据估计，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其全球成本为4.3–20.2万亿美元每年。基因多样性下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70%的癌症药物源自天然来源或受自然启发。

我们需要智能解决方案来化解这些冲突。连贯一致的政策和法律对于指导有利于人类、自然和经济的决策至关重要。

相互冲突的政策削弱生物多样性承诺

超过150部国家宪法载有保护自然的条款，几乎所有国家都通过了环境法律。印度、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的宪法赋予自然以权利，其他国家如新西兰则在国家立法中赋予此类权利。

但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生物多样性，削弱了人类的繁荣发展能力。这种丧失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经济，以及我们应对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而此类事件已变得频繁程度高出五倍在过去50年间。这也削弱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然而，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可以开辟经济机遇，改善人类和地球健康，降低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并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

这一点本应毋庸置疑。然而，利益冲突和短期思维往往阻碍我们充分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例如营造绿地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在Business For Nature发起的“It’s Now for Nature”运动以及TNFD早期采用者计划，企业正在加大力度保护生物多样性。政府也在增加对生物多样性的投入，多边银行正在探索为基于自然的项目融资的新途径。然而，对有害于生物多样性的补贴进行用途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

《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协定》——该协定于2022年6月17日通过——是一个颇具希望的例外。该协定尤其禁止助长过度捕捞的补贴。尽管各国批准该协定的进展缓慢，但它可以激励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农业领域，调整补贴用途的努力。

应对政策协调难题的方法

我们需要加强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在生物多样性、农业、贸易、发展及其他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为加强政策协调，我们需要由最高级别政府牵头的综合政策框架和部际协调机制，以权衡各方利益并兼顾长期影响。

让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尽早参与这些磋商进程，将有助于从一开始就化解冲突。一个例子是新加坡《绿色计划2030》，该计划将优化土地利用与绿色建筑标准相结合，并增建更多绿色开放空间，如屋顶花园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自然公园。

企业在政策协调方面引领潮流的另一个例子是全球金枪鱼联盟。该联盟由零售商和供应链企业的独立联盟组成，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密切合作，确保其金枪鱼达到最高的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标准。

在承诺与行动中体现政策协调

本次COP16（哥伦比亚卡利，2024年10月21日至11月1日）的重点是审议在落实《生物多样性计划》（又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现23项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连贯有效的国家政策以及与该计划的契合程度。

各国政府正在设定其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并修订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契机，可强化相关政策、激励措施和立法，推动必要行动，在2030年前遏止并扭转自然丧失，正如Business for Nature联盟在其政策建议中所呼吁的。

这也是使生物多样性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相协调、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中的契机。一个显而易见的步骤是，使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同国家自主贡献相协调——后者是根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所要求作出的承诺——因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紧密相连。

世界经济论坛期待与有决心的各方合作，召集对话，开展经济和政策研究，以推动这一议题的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