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打开他在eBay上二手购入的电锯电源开关。机器发出“电弧”——迸出一道可见的电火花。于是他把它拆开进行检查。他找出了问题所在：励磁线圈，一个载流部件，用于产生电场。修复之后，电锯便焕然一新，恢复正常运转。
我是在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中认识约翰的，对“修补爱好者”进行研究——即那些热衷于改造和修理物品的人。然而，如今许多物品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修复。
就在几十年前，制造商还会在日用电器中附上维修说明。如今，这些产品附带的却是危险警告，并威胁称擅自维修将导致保修失效。
更换零部件难以获取、组件被胶合固定以及外壳防拆难以打开等情况，使维修变得令人望而却步。因此，我们宁可丢弃物品，也不愿修理。
大量研究表明，这种做法的危害不仅限于自然环境，还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环境。社会对待实物的方式与对待人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关联。
回归修复型经济，或许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友善、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修补破损之物，或许也能帮助我们修复内心的创伤。
修复是对自我的投入
从环境角度看，发展修复型经济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它能节约自然资源，减少废弃物。
从经济角度看，其依据同样有力。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理查德·登尼斯在其著作《治愈富裕病》中指出，一个对其商品进行修复的社区，“每花费一美元，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将多于一个本能地丢弃商品的社区”。此外，它还将创造更多高技能岗位，并降低生活成本。
从社会角度看，其依据同样充分。随着欧洲开始禁止处置未售出和退回的消费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修复型经济能够让人们更加快乐，也更富人情味。
在为我2017年出版的著作《修补：澳大利亚人重塑DIY文化》进行研究期间，我了解到，实物修复能够唤起深切的关怀、自豪感、归属感和公民参与意识。
即便是独自进行的修复行为，背后也有一个由各种影响构成的共同体。通过修复行为，我们将产品视为集体知识的体现。被修复的产品成为人格的承载者与延伸：如同基因组一般，它们将过往承载于当下之中。
相比之下，产品过时淘汰“阻断了我们通往过去的通道”，赫尔辛基大学的民族志学者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如是说。他的研究发现，修复“正帮助人们克服伴随着抛弃事物和人的消极逻辑”。修复使“晚期现代社会更加平衡、友善且更为坚韧”。它是一种关怀的形式，能够“治愈创伤”，将人类各代紧紧联结在一起。
与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相似，马丁内斯将物品被弃置和忽视的现象，与人被弃置和忽视的现象相提并论。
马丁内斯表示，在爱沙尼亚，在一个因苏联式社会主义及随后向资本主义转型而陷入动荡的社会中，修理物品“建立起延续性、韧性与对物质的敏感性”：
当代的修补行为，以及不愿丢弃物品的心态，也可以成为抵抗被剥夺、适应复杂变迁的一种方式；丢弃之举则被视为对记忆、安全以及历史与生态保护的威胁。
在不同经济体中，也曾有人做出过类似的观察。
英国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曾研究撒切尔执政时期之后，居住在饱受诟病的市政公寓中的伦敦居民，他观察到，那些修理厨房的居民中，社会关系紧密而充实的人更有可能这样做；而社会关系稀少、浅薄的人则较少这样做。
米勒是众多学者中的一位，他们都观察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相互的。当我们修复物品时，物品也在修复我们。
“修理权”运动
修复型经济不将实物视为可以随意消耗之物。它们将价值转移至事物的运作、关联与意义之中。相比之下，消费型经济则诱导我们以某种方式与产品打交道，这种方式既损害地球，又助长了一种习得性无助。
作为回应，全球“修理权”运动已经动员起来。
相关举措包括社区工具库和修复咖啡馆，人们可以在那里带上损坏的物品、共享工具，并获得专家的指导，学习如何修理。此外还有交换集市、Remakeries（再造工坊）、男子棚屋、可视化修补工作坊、黑客空间、重启派对和共享转型组织等企业。
此类“全球本土化”（既具全球性又具本地性）的举措，将人本价值重新融入大众文化。它们鼓励参与式公民身份，并促成知识、技能、物资、善意与价值观的非正式交流。它们还创造了社会学家所称的文化资本，其益处已在公共卫生资助中得到认可，例如对男子棚屋等项目的资助。
在欧洲，环境部长们正在推动立法，要求制造商使电器便于维修且经久耐用。美国多个州正在考虑“公平维修”法律，而联邦当局已裁定为违法行为，即手机及其他科技产品制造商阻止用户自行维修其产品。在澳大利亚，州政府正在考虑各种方式，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即让物质资源尽可能长时间地循环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