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备受赞誉的澳大利亚探险家、摄影师兼电影制作人，弗兰克·赫利（1885–1962）于1926年在悉尼《太阳报》上宣称：“如今，地球表面几乎已没有什么新事物可供观看，但海床为我们的好奇心开辟了无尽的途径。”
赫利敏锐地察觉到，水下疆域蕴含着令人兴奋且有利可图的前景，因此于六年前便启程前往大堡礁、托雷斯海峡和巴布亚，希望拍摄到热带海床的照片。
在20世纪20年代，海洋被视为壮丽而令人敬畏的存在。对探险家而言，它们承诺着探索地球上未知区域的刺激。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水下摄影对公众而言还是新鲜事物。鲜有人拍摄过水下景象，唯一的例外是路易斯·布坦（1859–1934）。
赫利富有冒险精神且善于探究，曾远赴南极考察，包括担任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帝国南极横断探险队（1914–1917）的官方摄影师，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辽阔而冰封的南极海域。作为官方战地摄影师，赫利还拍摄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他的探险与战争摄影作品界定了人类耐力的极限。
赫利的日记显示，他于1920年开始策划前往温暖而色彩斑斓的大堡礁的旅行。他的意图是为一部旅行纪录电影拍摄异域民族与地方的标志性影像。该片最终于1921年以《珍珠与野蛮人》上映。
1920年，赫利乘船途经澳大利亚东海岸的珊瑚礁、托雷斯海峡以及巴布亚的礁群时，他观察到
成群的电蓝色鱼群，光彩夺目、令人眩目。还有红色的鱼，以及其他带有黄色和金色条纹的鱼——色彩如此丰富多样，且融合得如此和谐，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人会陷入迷醉，[仿佛]凝视着一场狂野而奇幻之梦的神奇华彩。
1922年，赫利再度返回，展开第二次探险，同行的还有艾伦·麦卡洛克，他是澳大利亚博物馆的鱼类专家。他决心拍摄海床。
但在水肺潜水技术出现之前，水下世界对摄影师而言基本无法抵达。1922年，赫利在莫尔兹比港建造了一座水族箱。
图1显示赫利与麦卡洛克并肩而坐，周围是搬运器材、驾船航行的巴布亚船员。他们在莫尔兹比港海岸外的道科岛岸边休憩，背景中便是那座水族箱。
黏液
借助水族箱，赫利得以在与珊瑚和热带鱼平视的高度进行拍摄与录像，并模拟水下的效果。然而，水族箱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珊瑚和鱼类死亡后释放出黏液，干扰了赫利获取清晰透彻影像的努力。
土著助手被派往礁区采集更多鱼类和珊瑚供水族箱使用。鱼一次又一次地死去，珊瑚则使水体变得浑浊。赫利和麦卡洛克对破坏画面的珊瑚“黏液”愈发感到沮丧（参见上方图2）。
赫利的日记记述了水族箱如何被不断清空并重新注入新鲜的水与生物。最终，他和麦卡洛克将那些棘手的活体动物从石灰岩枝干上刮除，并拍摄了珊瑚骨骼的照片（见下图）。
珊瑚白化
赫利出发寻找热带珊瑚礁，并借助20世纪20年代不断扩张的大众媒体（包括电影和图文杂志），计划将礁石之美转化为一场现代化的视觉奇观。他会将这些影像在全球传播，供从未见过海底的人们观赏。
例如，上面这张照片于1924年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文中将赫利描述为“巴布亚的影像巫师”，即一位视觉图像的魔术师。
但赫利与水族箱的故事，也与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二世于1967年所称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相关。
水族箱中的珊瑚死亡，原因包括阳光导致的水温升高、淤泥的影响、水中氧气的减少，以及过度拥挤。
图2中的珊瑚正在排出虫黄藻——这些藻类通常与珊瑚共生，正是部分珊瑚色彩绚丽的原因。但在压力之下，藻类会经由一个被称为“珊瑚白化”的过程而被释放出来。
1922年，人们对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珊瑚礁几乎一无所知，而赫利已不经意间直面了包括大堡礁在内的该地区的未来。
然而，当时无人料想到，在100年内，人类的行为会使海水温度上升、气候变化，并使珊瑚礁面临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