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价普遍被视为实现《巴黎协定》减缓气候变化目标不可或缺的工具。瑞典的成功案例表明，碳定价确实可以发挥作用：该国目前拥有全球最高的碳价，为139美元（世界银行，2018年）。自1991年瑞典引入碳税以来，瑞典经济增长了60%，而碳排放量下降了25%（世界银行，2016年）。然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不到20%受到碳价覆盖，且大多数碳价低于实现《巴黎协定》所承诺目标所需的每吨二氧化碳（tCO2）40–80美元区间（Stiglitz and Stern，2017年）。
如何引入更具雄心的碳定价政策？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争取更高的政治可接受度是决策者面临的首要挑战。关于碳定价改革设计的大多数经济建议聚焦于效率和公平问题：该政策可能如何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该政策预计会产生哪些分配效应？诚然，效率和分配影响是决定公众可接受度的关键因素。然而，如果碳定价改革因政治原因无法实施，传统的经济学经验便几乎无足轻重。
在一篇新文章（Klenert et al.，2018年）中，我们借鉴行为科学和政治科学的最新见解，提出了如何调整碳定价改革的设计，以提高其为普通公众接受的程度。这些见解超越了关于公平和效率的传统经验。2017年，全球碳定价收入已相当可观，达330亿美元（世界银行，2018年），并且未来可能继续增长。因此，这些收入的使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碳定价的看法。
行为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经验表明，可以通过回收碳定价收入的方式，提高公民对政治的可接受度。与公众认知相关的因素，例如收益的显著性、文化世界观或对政客的普遍信任，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碳定价方案目前（不）受欢迎，并为如何使碳定价对公众更具吸引力提供了思路。
图1 碳价、公众信任与感知腐败
注：所有碳价均为2016年数据，但澳大利亚的数据为2012年数据。
是什么让碳定价（不）受欢迎？
行为科学对碳定价改革的可接受度得出了四项主要影响。
第一，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支付费用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世界观。必须避免引发“解决方案厌恶”——即如果政策方案挑战或违背了潜在的意识形态倾向，公民更倾向于对环境问题持怀疑态度。
第二，公民往往会忽视或怀疑碳定价的矫正（“庇古式”）效应，但如果收入被专门用于绿色支出或向弱势家庭转移支付等特定目的，这种怀疑可能会有所缓解。
第三，标签可能会改变人们对碳价合意性的看法。正如瑞士和艾伯塔省所做的那样，将碳价简单地重新标注为“CO2税”，或采用“收费并分红”的表述，就可能规避解决方案厌恶，使该措施更易为公民接受。
第四，提高收益的显著性能够增强碳定价改革所带来收益的可接受度，因此，可见的收入回收方式可能是可取的。例如，相较于减税，向家庭转移支付或公共投资等某些回收方式可能对公众更为直观。
政治科学关于碳定价得出了两项主要见解。
第一，雄心勃勃的碳定价通常与较高的政治信任以及较低的腐败水平相关（见图1）。
跨国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客不信任程度较高且感知腐败较严重的国家，其气候政策往往持续较弱，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更高（Baranzini et al.，2014年；Rafaty，2018年）。芬兰、挪威、瑞典和瑞士是例证，这些国家的信任度普遍较高，且碳价均超过每吨二氧化碳40美元。因此，如果信任度较低，则应采用透明且有助于增强信任的策略回收收入，以提高其可接受度。
第二，如果改革的成本分散、收益集中，政策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
碳定价的难点在于，其收益往往分散，而成本则相对集中。因此，在政治进程中，分散的政策受益者支持该政策的可能性，要低于高碳排放企业反对该政策的可能性。如果碳定价改革的收益集中于那些会积极支持政策通过并维持实施的选民群体，成功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大。碳定价改革的收益集中于这些群体。此外，如果碳定价方案能使各个政治派别的选民群体都受益，那么在政府出现连续的党派更迭时，这些方案更有可能得以延续。
哪些设计策略能提高碳税改革的政治可接受度？
除了谨慎设置标签、确保收益显著、避免解决方案厌恶以及保证透明度和清晰沟通之外，还可以通过使收入回收策略适应社会经济背景来提高碳税改革的可接受度（见图2）。虽然以一次性红利形式回收收入可以应对碳定价面临的大多数行为和政治约束，但绿色支出、定向转移支付或减税等其他回收方式可能更为适宜。例如，如果公民对庇古式定价的减排效果存疑，增加绿色支出或许能让他们接受该政策改革。将收入专门用于解决特定的突出问题，例如养老金计划资金不足或基础设施老化，也可能提高碳定价改革的可接受度。应通过定向或一次性转移支付来回应不平等方面的担忧，因为这类支付主要使贫困家庭受益——他们获得的转移支付高于其在碳税上的支出。如果效率是主要关切，则优先选择利用收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在世界观以中右翼为主、政府信任度较低以及普遍厌恶纳税的背景下，预算中性策略（如统一转移支付或减税）更为适宜。
图2 决策树。使碳定价在政治上获得可接受度并不存在“一刀切”的方案——碳定价改革必须根据社会经济背景进行调整
注释：*关于政治信任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观的经验适用；**关于收入回收的显著性以及创造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受益者的经验适用；***从此处起及以下，适用传统公共经济学的经验；****关于公民对碳定价的庇古式矫正效应缺乏认知的经验适用。
从现实世界的碳定价方案中可以学到什么？
在现实中，我们观察到的是混合型收入回收策略（不同碳税方案的回收策略概览见图3）。然而，成功的碳定价举措在设计收入回收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上述政治和行为效应。
瑞典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碳税取得成功，可能部分归功于广泛的公众对话和社会审议。在引入碳税的财政改革之前，这些活动可能已增强了政治信任和透明度。
艾伯塔省成功实施的“碳税”，其收入在绿色支出与对受碳定价影响尤为严重的群体的补偿之间进行分配，从而体现了关于标签设置以及忽视庇古式定价的经验。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所有碳税收入均归家庭和企业所有，该省已形成支持碳定价的强大选民群体。在具有环保意识的选民基础和商界的共同支持下，该省中右翼政府得以设计出一项获得广泛政治认可的碳税改革。
澳大利亚的碳定价方案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该方案于2012年推出，其收入回收策略是按照“教科书”的方式设计的，充分考虑了公平与效率的相关见解。然而，碳价已于2014年被废除，这表明仅满足公平与效率目标的碳价设计是不够的，政治及政治沟通同样至关重要。
图3 现实世界碳税方案中的收入回收情况
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支出超过100%，因为该地区承诺追加支出。
让碳定价发挥作用——可接受度优先，效率与公平次之
鉴于当前碳定价存在的差距，效率和公平方面的经济学经验应服从于争取更高政治可接受度这一首要挑战。在设计收入回收机制时，若能兼顾政治与行为洞察，并符合社会经济背景，便有助于让碳定价为公民所接受，从而取得政治上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