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外来物种或“入侵”物种的数量大幅增加。
但生物学家表示，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关注这些物种对其环境产生的负面而非正面影响。
在一篇新的综述文章中，他们指出，科学研究还需涵盖外来物种为人类和自然带来正面价值的多种方式、频繁出现的情形及其重要意义。
在一篇新的综述文章中，生物学研究人员主张重新评估被污名化的外来物种，兼顾其益处与成本。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们对外来物种（常被称为“入侵”物种）的认识大幅提升，以至于任何有环保意识的人都听说过它们及其负面影响。
外来物种的益处较少为人所知，而布朗大学生物学家多夫·萨克斯（Dov Sax）认为，这一现状需要改变。
在发表于《生态与进化趋势》的一篇综述文章中，萨克斯与两位合著者指出，大多数关于外来物种的研究聚焦于其负面后果。
他们认为，长期以来科学文献中对外来物种存在的偏见，已经干扰了科学进程，并阻碍了公众的正确认识。
在该文章中，作者们尝试转变研究焦点，考量外来物种的益处，以促成更为平衡的讨论。
“外来物种的正面影响通常被解释为偶然的惊喜——即人们可能预期在特殊情况下偶尔会出现的情形，”萨克斯说道。他是环境与社会以及生态、进化与有机体生物学教授。
“我们的新论文认为，外来物种的正面影响既非出乎意料，也非罕见，而是普遍存在、十分重要，且往往规模巨大。”
萨克斯隶属于布朗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所。他表示，该研究借鉴了一个近期框架，该框架考察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和自然带来的益处，并将其应用于外来物种，展示了外来物种为人类和自然带来正面价值的多样、频繁且重要的方式。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框架，指导科学家今后以建设性的方式看待外来物种，并明确记录其益处，”萨克斯说。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全面地对比它们，从而开展真正有助于政策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作者包括日内瓦大学的马丁·施莱费尔（Martin Schlaepfer）和华盛顿大学的朱利安·奥尔登（Julian Olden）。他们承认，某些外来物种（如引入的病原体和农业害虫）确实造成了无可争议的巨大净成本。但他们指出，大多数驯化物种（包括小麦和番茄等食物、棉花和羊毛等纤维，以及狗和金鱼等宠物）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净效益。他们的综述聚焦于不受人类直接管理的物种，即所谓的“野生”或“归化”物种，并指出其中许多物种同时为人类和自然带来成本与效益。
萨克斯以一种被低估了益处的外来物种为例，提到了蚯蚓。他表示，虽然蚯蚓可能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负面改变，但它们也能促进有机农业发展：一些研究表明，蚯蚓存在时，农业产量可增加25%。由此带来的食品成本下降和养活人口能力的提升，是直接的经济效益，萨克斯说。
萨克斯还赞扬了另一种外来物种——褐鳟——的意外益处。他以新西兰为例指出，侵入该国的大多数外来物种都会带来负面后果，因此当地居民主要致力于将其根除。然而，萨克斯表示，该国实际上已接纳了褐鳟：新西兰人非常看重食用褐鳟的营养价值以及垂钓褐鳟的休闲价值，以至于他们已经制定了新的环境法规，以保护其水域中的这一物种。
作者们用于考量外来物种的框架，描述了一系列全面的以自然为基础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工具性价值和关系性价值。
“我们认为，该框架为思考外来物种提供价值的多样方式提供了有用的理论体系。本文运用该框架，举例说明来自不同生态系统和地区的这些价值，这些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并非详尽无遗，”他们写道。
作者主张沿用人们常用于讨论自然益处（尤其是生物多样性益处）的同一框架，并将其应用于外来物种。萨克斯表示：“人们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服务、资源供给——这些都是我们在本地物种中所看重的东西，而且也有办法看到外来物种同样在为这些益处做出贡献。”他接着说：“这并非存在某种固有的权衡：外来物种并非洪水猛兽。”
例如，外来物种可能是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但它们也能通过自身的迁移，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它们可能降低某些生态系统功能（如水体清澈度），同时增强其他功能（如水土保持）；它们还能带来新的资源，例如休闲狩猎和垂钓的机会。
然而，由于研究中存在针对外来物种、侧重其威胁与危害的偏见，萨克斯表示，大多数外来物种的净后果尚不确定。因此，他与合著者呼吁基于数据重新评估外来物种。
“我们认为，文献中长期存在的针对外来物种的偏见，已经干扰了科学进程，阻碍了政策进展和公众的正确认识，”他们写道。“未来的研究应同时考量外来物种的成本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