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根本性改变，世界将面临整个生态系统的毁灭、沿海地区被淹，以及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这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近一份报告发出的严厉警告。这项任务极其艰巨。
回顾历史，或许是一种应对途径：那时，科学思维确实推动了我们观念的革命性变革。17世纪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呼吁我们在思考自然世界时迎来一次“崭新的伟大开端”，并助推了科学革命，取代了当时陈旧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要应对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那么，我们不妨再一次效仿他的榜样——这一次，将目光投向我们的社会与政治思维。
在其代表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中，培根指出，人的心智中存在“四种假象”——即错误观念，或称“空洞的观念”——它们不仅“占据人心，使真理难以进入，而且即便真理得以进入，这些假象也会反过来排斥真理”。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应当“庄严而坚定地决心否定并摒弃它们全部，通过将它们从理智中清除出去，以净化我们的理智”。
培根所述的假象（见下文）已不再是标准科学思维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依然存在于我们的道德与政治思想之中，并为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如何应对，提供了有益的模型。
种族假象
在培根看来，这些假象“植根于人性本身……植根于人类这一种族之中”。培根认为，人类的理解“就像一面虚假的镜子，它……会将自身的本性混入事物之中，从而扭曲并玷污事物的本质”。
培根所论的是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但他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的道德。正如哲学家戴尔·贾米森（Dale Jamieson）所主张的，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理解过于有限，难以把握气候变化这类问题所带来的道德后果与责任。在这类问题中，分散的人群对另一群分散的人造成分散的危害，且影响跨越分散的时间与空间范围。
由于“种族假象”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因此它们很难被消除。正如贾米森所主张的，对抗这些假象的一种方式，是让个人有意识地培养绿色美德，例如摒弃物质主义、对自身重要性保持谦逊，以及对与生态系统的广泛共情。
洞穴假象
培根写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洞穴或巢穴，它会折射并玷污自然之光。”洞穴假象指的是每个人因成长与学习经历而形成的、各自独有的知识结构。
近年来，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碎片化，因为人们在网络上只追随各自的信息孤岛。例如，尽管英国大多数人认为全球气温上升是人为排放造成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25%）并不这样认为。在最近IPCC报告发布当天，英国大部分媒体的头条新闻竟是一档真人秀节目中两名参赛者醉酒后的一个吻，。
要消除洞穴假象，我们必须通过教育、媒体与文化，确保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广为人知。
市场假象
在培根看来，这些假象源自“交往、往来与商业”。他认为，日常语言通过推广“由庸众的理解所强加”的概念，而非“有学识者”的概念，从而削弱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当代政治与经济话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同样削弱了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其重点在于利润、消费与持续增长，而非福祉与可持续性。因此，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未很好地以环境为导向运作。
“甜甜圈经济学”，以及“后增长”运动，是重构经济体系、对抗培根所述市场假象的有益方案。在全球政治层面，联合国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语言。
剧场假象
这些“是从各种哲学教条中潜入人心的假象[…]代表着它们自身所创造的世界”。它们是先入为主的教条——具有宗教性、政治性或哲学性的——会削弱人们基于清晰证据对世界进行的思考。
在当代政治中，先入为主的教条——往往以既得利益的形式出现——仍在影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例如，广播机构常常邀请气候变化否认者（通常由行业资助）就科学证据的要点进行辩论，以“平衡”为由。
要消除剧场假象，我们需要一个得到认可的全球枢纽，使专家机构的相关信息能够得到评估，并转化为行动。这将是17世纪法国数学家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的现代对应物。他拥有广泛的人脉（从霍布斯到帕斯卡，再到笛卡尔和伽利略），正如彼得·林奇（Peter Lynch）所言，这使他能够像“一人构成的互联网枢纽”一样，服务于新兴的科学革命。
为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迫切需要一项影响深远的修复性事业，其规模与范围可与科学革命相媲美。这样的变革有时看似遥远，难以想象。然而，正如培根本人所言：
科学进步最大的障碍——阻碍新项目的启动与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在于人们感到绝望，并认为事情不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