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森林是重要的碳汇，能够减轻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环境影响。
一份新报告显示，作为气候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组合的一部分，财政改革如何能够对森林保护和生态系统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财政政策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并鼓励企业做出更环保的决策。
这些激励措施可包括降低税率以及生态财政转移支付。
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气候变化日益对宏观经济和财政稳定构成风险，而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削弱了森林作为碳汇的能力，并降低了当地社区抵御气候损害的韧性。森林的丧失与退化还威胁着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以及全球经济所依赖的其他核心生态功能。
绿色复苏必须纳入推动森林可持续性的财政改革
在此背景下，COVID-19大流行使世界各国政府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并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复苏一揽子计划必须立即应对健康和经济危机。长期应对措施还必须解决大流行的根本成因，以降低未来再次出现类似困境的可能性。
除了对气候稳定和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外，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还增加了新发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及其暴露程度。 随着人类侵占天然森林，此类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并引发暴发的几率随之增加。这一风险进一步凸显了将森林纳入全面绿色复苏并主动推进的紧迫性。
改善财政激励措施有助于使环境可持续性与财政可持续性相协调
应对这些多重挑战将需要大量投资。例如，各国实现《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所需的估计投资额超过未来15年每年1万亿美元。政府必须在财政空间日益紧张的时期调动和引导这些资源，尤其是在大多数类别的政府收入下降、可用资金已投入复苏工作的情况下。
因此，政策制定者日益寻求能够在不挪用大量公共资金或增加公共债务的前提下，帮助实现气候、发展和复苏目标的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改革可以通过改善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共同投资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机制，大幅降低实现可持续性的成本。 将自然资本纳入估值的环境财政政策改革，甚至有助于增加国内资源的净动员。
财政政策改革可以通过改善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共同投资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机制，大幅降低实现可持续性的成本。
Marcelo Estevao、Karin Kemper
财政政策会影响森林保护和生态系统健康，且可能带来好的或坏的结果
此类财政工具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然而，政策制定者对此兴趣日增，他们正回应日益增多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绿色财政政策（包括针对森林和其他可持续土地利用的政策）具有成效且亟需推行。这种兴趣的增长恰逢新财政工具和政策组合的发展，这些工具和组合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更精准地设定目标并影响激励机制，以在收入中性或甚至增收的方式管理土地利用变化并减缓森林砍伐。
一份新报告“设计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的财政工具”显示，作为气候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组合的一部分，财政改革如何能够对森林保护和生态系统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例如：
在许多国家，目前的大宗商品税率未达到为资源基础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充分激励所需的价格信号水平。除提高这些税率外，还可通过使税率随大宗商品生产的可持续性而变化，并结合森林相关税收体系结构的其他改革（例如利用港口等关键节点进行执法，即产品装运地点），显著提升其环境成效。
削减具有扭曲效应的农业补贴，是改变土地利用变化中私人激励平衡的另一种方式，同时还可释放额外收入。
生态财政转移支付是一种收入中性工具，可影响公共主体在其管辖范围内执行森林法律的激励机制。
林业及其他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用部门的财政政策往往相互矛盾。以全经济视角改革这些部门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实现可持续性目标的总体成本。
虽然财政政策并非灵丹妙药，但有许多财政工具能够影响森林保护，应被纳入鼓励可持续土地利用的综合政策方案之中。
该报告论证了改革和实施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这些政策应减少私人和公共部门对森林砍伐、森林退化及土地利用变化的激励，转而鼓励森林保护、可持续管理以及绿色全球价值链。这也是一份紧迫的行动呼吁。
财政政策始终会影响森林生产和保护的激励机制；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财政政策，而在于如何审慎地运用它。 现有财政政策已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供激励——往往通过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来激励短期增长，仅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实物资本，而未创造净价值。我们需要赋予决策者能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有意识地创造激励机制，引导未来发展走向更可持续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