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COP15生物多样性峰会第一阶段在中国落幕之际，我们回顾迄今取得的成果。
尽管在敲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需采取更多行动。
随着要求企业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贡献力量的压力不断增加，明年COP15第二阶段将在中国举行，届时各方目光都将聚焦于此。
今年夏天，中国云南省的一群野生亚洲象离开原有栖息地，向北跋涉500公里，前往省会昆明。这一事件凸显了生物圈正面临的危机有多么严峻。有人认为，野生动物甚至比世界领导人更急切地想聚集到昆明讨论生物多样性保护，这颇具讽刺意味。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将依托其196个缔约方，协商并敲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该框架将指导从现在到2030年的行动路径，并强化2050年愿景。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生态系统服务的严重丧失以及100万种物种走向灭绝的趋势仍未得到充分遏制。根据《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O-5），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无一得到全面实现。
已经两度延期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分为两个阶段：2021年10月和2022年4月/5月。围绕GBF的实质性谈判要到2022年才会以线下方式结束。今年9月，多场活动为这场全球盛会预热，提升了各方期待。最近在马赛闭幕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来自政府和民间社会的1500多名成员呼吁以自然为本，推动疫情后的复苏。《生物多样性公约》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于今年9月27日至28日举行，聚焦非国家行为体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包括基金会、原住民社区和跨境倡议。
GBF将引导人类为自然缔结一项新协议，并发起全社会参与的变革行动。经过18个月艰苦谈判和广泛咨询，GBF的第一份草案已正式成文。CBD缔约方在OEWG-3.1会议期间广泛肯定了草案的改进，其中包括承认企业在共同引领转型、迈向公平、自然向好且实现净零排放的未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总体而言，框架包含4项目标、10个里程碑、21项行动目标和38项核心指标。一项重大变化是新增第四项目标，明确提出到2050年需要提供资金及其他实施手段。此外，框架要求到2030年弥补每年7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但与气候变化领域明确提出的远低于2°C目标不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尚无简明、易于传播的精炼目标表述。GBF的目标、里程碑和具体指标既各自独立，又与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议题交织在一起，这给实施带来了巨大挑战。
及时敲定GBF对于避免重蹈覆辙至关重要，例如全球未能妥善实现爱知目标。慈善家、负责任的企业和国家层面的倡议都可以引领世界所需的变革。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携手保护自然
为鼓励私营部门发挥应有作用，第一份草案在目标15中写入了一项条款：“所有企业评估并报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和影响，……逐步将负面影响至少减少一半，并增加正面影响。”如果按此要求执行，企业部门就必须将其对自然和生态系统造成的负外部性纳入自身考量。同样，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已促使30多家金融机构加强生物多样性报告。这些加强披露和评估的倡议应能推动企业采用更有利于自然的做法，并使生物多样性理念在各行业成为主流。
世界经济论坛在自然领域开展了哪些工作？
自然与气候中心帮助领导者理解气候、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提供一个平台，探索在地球限度内支持韧性与繁荣的路径。
通过推动跨行业、跨区域合作，该中心支持合作伙伴将共同认知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气候与自然解决方案。
然而，企业在生物多样性认知、评估和规划方法以及实施能力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和不足。“迄今，大中华区有37家企业设定了气候目标，但还没有企业承诺制定并实施以科学为基础的自然目标。”为解决这些问题并营造有利环境，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部门需要携手合作。
例如，全球联盟“自然商业联盟”已动员全球1000多家企业签署行动呼吁自然关乎每一家企业”，敦促各国政府立即采取政策，在本十年扭转自然丧失趋势。生物多样性与金融伙伴关系全球联合倡议（PBF）近期由13家机构以及32家银行、投资者和非政府组织发起，支持金融界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开展联合行动。前瞻性企业也需要工具和解决方案来着手行动，企业家与生态学会因此与IUCN、资本联盟等伙伴合作，翻译并推动采用《生物多样性绩效规划与监测指南》以及《自然资本议定书》。这些工具将帮助中国企业评估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适时推进绿色转型。
中国的角色与未来10年的期待
中国有承办联合国环境会议的经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于2017年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尽管中国目前实行新冠疫情防控限制，筹备团队仍决心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但真正的成功取决于谈判桌上的成果，而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重大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的4个，被认为是地球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倡导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
中国政府承诺与各方及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我们需要推动全社会各部门发生改变，建设生态文明和自然向好型经济。
刘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中国的国内保护政策，例如生态保护红线及其实施成果——截至2020年底，约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划入红线——为中国树立榜样、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机会。中国以在雄心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为原则，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并认为GBF应做到这一点。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尽其所能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
历史上，中国一直积极参与2015年《巴黎协定》。但中国可能需要作出强有力的承诺，其力度应与去年宣布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相当，以向世界表明自身的决心和雄心。
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令人警醒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就在发布前一天，那群亚洲象终于平安返回栖息地。也许有一天，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