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专家表示，要有效应对灭绝危机，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看待自然和其他物种的方式。
将自然和其他物种视为服务于人类目的的物体和资源，永远无法确保有效的保护。
最好的前进方向，是拓宽保护科学的关注范围，明确纳入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
全球其他物种正在加速消失，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许多专家如今将其称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森林和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其背后是以持续增长为导向的社会和经济体系。
最近一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的第二阶段定于2022年10月举行，旨在实施雄心勃勃的措施，以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最终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然而，在一篇近期学术文章中，我们指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报告的撰写者——保护科学家群体等关键参与者——仍将人类福祉置于一切之上。这种优先排序或许源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这种文化通常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彼此分离，且比其他物种更有价值。
我们认为，要有效应对灭绝危机，仅靠技术进步或仍深陷人类中心主义假设的政策远远不够。相反，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看待和评价自然及其他物种的方式。
人类至上
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们将其他物种和自然视为服务于人类目的的物体和资源。许多人在采取保护行动时，仍然秉持这一假设。
在环境科学和资源管理领域，“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概念体现了评估自然价值时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方法，尤其体现在成本效益经济分析中。
这类方法会询问某种自然实体（如森林或某个动物物种）值多少，然后试图为其赋予货币价值。基于碳信用交易或向不砍伐森林的国家提供补偿的政策，就是这类方法的例子。
世界经济论坛在自然保护方面做了什么？
自然与气候中心帮助领导者理解气候、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提供平台，探索在地球边界内促进韧性与繁荣的路径。
通过推动跨行业和跨区域合作，该中心支持合作伙伴将共同认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气候与自然解决方案。
生物多样性科学家仍以人为中心
COP15的部分议程将参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工作。该平台相当于气候科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汇集了保护科学家。IPBES最近一次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于2019年发布，其中倡导使用“自然对人类的贡献”这一术语，作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超越单纯的经济指标来衡量自然价值。
报告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强调自然和其他物种“并非只是商品”，并突出自然所提供的多种贡献——无论物质层面还是非物质层面——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这份报告尝试将更广泛的环境观和价值观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依据，值得肯定。然而，我们认为，其方法仍以人为中心。非人类物种仍然只有工具性价值，取决于它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人与自然实体之间的关系，仍以其他物种被认为能否帮助人类过上“美好生活”为中心。报告没有明确提及地球上的同伴也能过上美好生活，也没有谈到它们需要什么才能繁荣发展。
报告也未能倡导地球上所有生灵的内在价值。我们认为，对于任何旨在推动实现联合国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所需的根本性文化转型的平台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迈向生态中心主义保护
一种替代方案是拓宽保护科学与政策的关注范围，从“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对人类的贡献”扩展到明确纳入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我们认为，这需要转向生态中心主义，即一种道德立场，认为每个物种和每种生态系统类型都具有内在价值。
这种道德情怀植根于大量宗教和哲学研究，其本质是：非人类生物和环境系统本身就具有价值，而非仅仅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不仅会问自然能为我们做些什么，也会思考我们如何为整个生物圈及其中所有生灵的健康与韧性作出贡献。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还会思考如何确保其他物种也拥有过上“美好生活”所需的一切。
从资源到亲族
动机很重要。如果我们继续仅根据自然和其他物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来评价它们，就无法彻底改变我们与它们的关系。它们的生命无价，它们的消失无法量化，也无法挽回。毕竟，灭绝意味着永远消失。它们日益增加的缺席不仅威胁我们的生存，也构成了严重的伦理失范。
随着COP15最后一阶段临近，我们必须认识到，预防生物灭绝所需的创新政策，绝不可能建立在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的前提之上。要充分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价值观，将其他物种视为亲族，并承认地球上多样的环境系统都具有内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