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主席国,中国能够加快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森林砍伐。
2021年,中国承诺扭转全球森林砍伐趋势。作为木材主要进口国,中国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在国际森林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是大豆、牛肉和林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也是棕榈油的第二大进口国。这四种软性大宗商品的全球价值链造成了至少40%的全球森林砍伐。作为软性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和消费国,中国在全球软性大宗商品价值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主席国身份,中国拥有应对全球森林砍伐的独特机遇。去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与140个政府携手,到2030年扭转全球森林砍伐趋势。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如何把承诺转化为行动?
一份新报告由热带森林联盟(TFA)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旨在回答这一问题。
过去20年,中国收入与消费者需求同步增长。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木材需求,中国国内木材产量在1998年至2018年间增长了50%。这些木材主要来自新建的人工林。同一时期,林产品进口量增长逾六倍,达到折合原木材积3亿立方米(RWE),超过中国自产或出口量的三倍(见图1)。
中国对森林和土地利用法规的执行
2018年,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热带原木出口到了中国。全球见证组织于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然而,一些向中国出口木材的国家在打击非法采伐方面仍有进一步作为。中国国内木材行业和木材出口行业监管完善,但中国对进口木材的法规含糊不清或不具约束力。
中国主要木材出口市场已出台措施,应对含有非法木材的产品进口。这些措施包括欧盟于2003年制定的《森林执法、施政与贸易行动计划》(FLEGT)、美国于2008年修订的《雷斯法案》以及欧盟于2013年出台的《欧盟木材法规》。2021年11月,欧盟委员会提议制定一项新的《无毁林产品法规》,可能对木材、大豆、牛肉、棕榈油、可可和咖啡的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还与印度尼西亚、美国、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签署了森林可持续治理协议。
加强进口措施以应对森林砍伐
2000年,中国启动森林保护计划,并于2017年将其扩展为对所有天然林实施全面商业采伐禁令。为满足中国激增的需求,原木和锯材进口加速增长,并于2014年超过国内木材产量。中国为应对此问题采取的最接近的一项措施是木材合法性验证体系(CTLVS)。CTLVS要求进口商评估并降低木材非法采购风险。目前,已有63家企业采用了这一自愿性团体标准。由于该体系属自愿性质,因此不太可能奏效。

制定明确的法规指南
2019年,中国政府对《森林法》进行了重大修订,禁止任何企业或个人经营其明知是“非法或滥伐”的木材。该法律适用于国内生产的木材,但对进口商可能承担的义务并未作出明确规定。鉴于中国木材进口量巨大,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2009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面向在海外开展业务企业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指南。在加蓬——该国2018年向中国出口了90万吨热带木材——管理着该国近40%森林的十多家中国企业采用了这些指南。这促使加蓬森林覆盖率从85.4%上升至90.8%。
中国企业可以在推动森林治理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刺激市场需求是推动森林认证的关键因素。宜家等跨国企业承诺优先采购经认证的原木材料和产品,助力推动中国森林认证市场的发展。全球森林与贸易网络(GFTN)中国项目发挥了关键作用,促使企业森林经营者申请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认证面积涵盖中国境内超过260万公顷以及亚马逊地区40万公顷森林。2017年,中粮国际(中国最大的粮食贸易商)承诺停止其大豆和棕榈油供应链中的森林砍伐。在COP26大会上,中粮签署了《农业大宗商品企业宗旨声明》,12家全球企业在声明中承诺“制止与农业大宗商品生产和贸易相关的森林损失”。
同样,中国以商业为重点的联盟在推动国内变革方面影响力显著,尤其是在支持房地产、林产品和造纸行业的供应链中。
应对森林砍伐将增强中国的出口和供应链
鉴于中国承诺遏制森林砍伐、继续担任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主席国、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并立志建设生态文明,中国拥有应对森林砍伐的独特优势。
中国可以采取切实措施,扭转软性大宗商品对出口国造成的巨大生态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已有自己的法律、政策和应对森林砍伐的承诺。中国若寻求促使贸易伙伴遵守这些标准,就能提升自身作为负责任全球大国的地位。
推动全球木材和软性大宗商品贸易绿色化,有助于保护地球,同时增强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和粮食安全。这也将使中国出口企业与欧盟等迅速出台监管措施的市场接轨。
将法规与激励措施相结合的双轨方法最为有效。中国可以在以下四个领域推动积极变革:
制定国家立法,禁止进口与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相关的非法木材及软性大宗商品。
激励市场需求,通过为经认证林产品的生产商降低税负来推动森林认证,并确保国家采购只购买经认证的木材。
为中国企业提供实用工具,帮助其通过尽职调查提升软性大宗商品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例如制定行业专项指南和标准。
加强国际合作,围绕集体行动促进负责任的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并优先与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开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