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塔比（John Tabi）是喀麦隆西南大区的一名可可种植户，在逃离家乡的分离主义叛乱后，如今在杜阿拉的一处难民营里靠售卖袋装水勉强维持生计。
塔比今年52岁，他对汤森路透基金会（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表示，这场危机让他和五口之家沦为“依靠人道主义援助残羹冷炙度日的乞讨者”。
“连续三年来，由于冲突，我再也无法进入自己的可可农场，而那是我的收入来源。”他说。
喀麦隆讲英语的西南和西北大区有数以千计的小农，因政府军与寻求建立名为“安博阿尼亚”独立国家的讲英语分离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冲突而被迫离开土地。
危机始于讲英语的喀麦隆人要求在以讲法语者为主的政府中拥有更大发言权，2016年末引发罢工和抗议，次年升级为武装起义。
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9年5月的一份报告，此次冲突已造成至少1850人死亡，国内流离失所者超过50万人。
据联合国称，医院和数百个村庄遭焚毁，超过80%的学校停课，80万名儿童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挪威难民理事会称其为“全球最被忽视的流离失所危机”，并正逐步走向全面战争。
与此同时，喀麦隆雇主协会（GICAM）主席塞莱斯坦·塔瓦姆巴（Celestin Tawamba）警告称，弃农很可能加剧饥饿和贫困，并重创经济。
“自英语区危机爆发以来，全国的粮食短缺规模前所未有。”塔瓦姆巴在雅温得接受采访时表示。
城镇陷入封锁
喀麦隆西南大区农业政府代表克里斯托弗·埃昆圭（Christopher Ekungwe）表示，农作物缺乏保护，难以抵御极端天气、害虫和病害。
“由于大多数城镇长期处于封锁状态，原本用于帮助农民的抗旱及改良种子、化肥、喷洒机械等援助物资无法分发。”他说。
农民表示，暴力冲突使他们更难应对气候挑战。
异常天气，包括持续降雨，导致可可树出现黑荚病，部分薯类等粮食作物也出现枯萎病。
农民们还表示，当地森林的迅速消失加剧了气温上升，同样影响了作物产量。
丹尼尔·埃卢梅（Daniel Elume）是西南大区穆滕根的一名农民，过去会在大雨来临前为他的大蕉和芋头喷洒农药。
“现在已经做不到了，因为我无法进入农场，也买不到抗灾种子。一切都已被毁。”他补充道。
超过56万名流离失所者，其中多为妇女和儿童，正栖身于喀麦隆法语城镇及邻国尼日利亚的简易难民营中，依靠粮食援助维生。
“这很不幸，粮食生产者已沦为食物乞讨者。”现居杜阿拉的西南大区蒂科蔬菜种植户玛丽·阿忠（Mary Ajong）说。
气候项目被搁置
环保人士表示，此次危机已使许多旨在帮助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陷入停滞。
喀麦隆依据《巴黎协定》提交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中的各项措施，因这些森林和沿海地区的不安全局势而被迫暂停。非营利组织“环境与农村转型中心”（CERUT）总负责人扎舍·恩佐恩甘丹本布（Zachee Nzohngandembou）表示，该中心总部设在西南大区利姆贝。
这些措施包括计划中的利姆贝海岸红树林修复项目、向农民提供改良种子和化肥，以及在农村地区安装可再生能源设施。
“这一令人不安的挫折让我们深感忧虑。”恩佐恩甘丹本布说。
根据GICAM于2018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英语区危机影响的报告，西南大区已不再是全国最大的可可产区，其可可销售份额从45%降至2017至2018年季的32%。
报告警告称，种植者损失的收入接近30亿非洲法郎（500万美元），且今年的下降速度还将加快。
国有农业企业喀麦隆发展公司在两个受影响地区拥有种植园，并雇用2.2万名工人，其运营已几乎完全陷入停滞。
该公司位于西南大区的橡胶、棕榈油和香蕉种植园共计4.2万公顷（10.4万英亩），其中大部分已遭毁坏，总经理弗兰克林·恩戈尼·尼耶（Franklin Ngoni Njie）于本月向记者表示。
联合国粮农组织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此次危机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据估计，2018年谷物总产量约为300万吨，比五年平均水平低4%。
消费者协会官员表示，歉收还导致自2017年1月以来主要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上涨超过25%。
危机前，一串普通大蕉售价为2000非洲法郎，如今涨至3000法郎；与此同时，由于产量下降，当地市场的棕榈油价格上涨超过50%。这是喀麦隆植物油精炼商协会（ASROC）秘书长雅克·凯姆卢·查布古（Jacquis Kemleu Tchabgou）的说法。
“这不仅让受影响地区的民众生活艰难，也让全国各地的人们生活艰难。”他说。
“这也影响了从喀麦隆市场采购商品的邻国加蓬和赤道几内亚的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