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正在一座陌生城市游览，前往那家著名的必看博物馆时迷了路。很久以前——其实也就是大约10年前——你可能得向一位热心的当地人问路。如今，街上依然有许多热心的当地人，但你或许会伸手拿出兜里那个强大的信息源——智能手机。博物馆的路线、午餐最佳去处的推荐，还有更多信息，都近在指尖，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获取。
这种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无疑很有用。地图应用可能比陌生人含糊不清的指路更可靠（也更可能使用我们的母语）。而且，我们完全不必担心会陷入令人不快的人际互动。但这种技术带来的便利是否也有代价？
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即使与陌生人进行随意的社交互动，也可能令人惊喜地愉快，并且是建立联结感、社区感和归属感的有力途径。经济学家有时将维系社会的这些无形纽带称为“社会资本”。尽管这些纽带看不见摸不着，但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后果。例如，一个国家的人们彼此信任度越高，其经济增长也越快。在个人层面，更信任他人的人往往也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高的幸福感。
我们越来越依赖设备而非他人获取信息，这是否让我们失去了积累社会资本的机会？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和合作者杰森·普鲁克斯（Jason Proulx）考察了人们使用手机获取信息的频率与他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查看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这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美国民意调查。受访者报告了自己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的频率，包括电视、广播、互联网、他人和手机。我们发现，美国人越频繁地使用手机获取信息，就越不信任陌生人。他们还表示，对邻居、其他宗教信仰者以及其他国籍的人信任程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手机获取信息与人们对朋友和家人的信任程度无关。
问题确实出在手机上
这一结果模式表明，依靠手机获取信息可能会削弱人们对“外人”的信任。用屏幕时间取代与陌生人的互动，可能让我们错失培养普遍信任感的机会。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通过手机获取信息本身并无特别之处。相反，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无论通过什么媒介——或许都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更不信任他人。诚然，大众媒体充斥着关于人性阴暗面的报道，从战争到恐怖主义和犯罪都有。那么，侵蚀信任的或许是信息本身。
然而，我们发现，从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其他媒体获取信息，与更信任他人相关，而非更不信任他人。即使是通过互联网在线获取信息、但使用笔记本电脑而非移动设备的人，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一模式又将矛头指向手机。
那么，手机有什么独特之处？它能随时提供按需信息，其他设备或媒介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你想用笔记本电脑查路线，首先得找到网络连接，还得找个地方坐下或放置电脑，然后才能搜索，等等。用手机时，你只需从口袋里掏出来，轻点几下，就能出发。在信息技术的演进过程中，智能手机是一个全新的物种，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随时获取按需信息——即使正好需要问路或寻求当地推荐时，一位热心的陌生人从身边经过也不例外。
再次核查
坦白说，这些结果让我们很意外。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并尽可能设法找出其他可能导致这些结果、且与手机无关的原因。我们对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种族等一系列人口统计变量进行了调整。我们还考察了居住地是否可能产生影响：也许农村地区的人因网络覆盖较差而较少使用手机，或者比城市居民更信任他人——也可能两者皆是。
但即使考虑了所有这些差异，使用手机获取信息的人仍然更不信任陌生人。
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分析这些相关性数据，都无法明确确定因果关系——只能看到一种值得关注的共同关联。确实有可能是那些较不信任外人的人，也更倾向于用手机获取信息。但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随着更广泛的公众越来越依赖智能手机获取信息，我们可能会错失培养信任感的机会；随后，由于我们更不信任他人，便可能更加依赖手机。未来值得进一步探讨这种可能性。
那么，现在该换回翻盖手机了吗？或许不必这么快。我们观察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在人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中只占几个百分点。
但即使是微小的统计效应，也可能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以阿司匹林降低心脏病发作风险的效果为例。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对降低心脏病发作风险的作用很小，对心脏病发作概率的影响仅为0.1%。然而，数百万人服用阿司匹林，就能挽救数千人的生命。同样，削弱信任的微小因素也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让生活更加便捷，我们的研究凸显了持续获取信息可能带来的社会代价：人们转而使用便捷的电子设备，或许会错失增进信任的机会——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这一发现尤其令人感触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