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社会和技术发生深刻变革的世界中，对善于回应且负责任的领导者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然而，当今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模式难以兼顾这两种特质。技术官僚式领导将责任置于回应能力之上，而民粹主义领导则一味强调回应。
关键在于，这两种领导模式都不容纳——也不关心——公民的判断和意愿。事实上，正如近期所指出的那样，扬-维尔纳·米勒教授指出，民粹主义者行事时仿佛只有一种真实的“公意”，而技术官僚则假定只有一种正确的政策方案。在这种背景下，当今的领导者能做些什么？
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撬开了所谓“奥弗顿之窗”，让原本不可接受的观点和言辞进入主流，拥抱民粹主义似乎在选举上已变得难以抗拒。此外，随着领导者试图直接与受众建立联系，中间机构——从政党到工会——的作用日渐衰退。
在选举间歇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面对社交媒体新闻周期永无止境的压力，领导者开始寻求其他形式的合法性——政治理论家纳迪娅·乌尔比纳蒂称之为“直接代表”。当今领导者越来越依赖公投、请愿和社交媒体为其行动赋予合法性，这表明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出现：领导权因而连同责任一起被转交出去。
英国脱欧公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那些将这一议题付诸投票、并为英国脱离欧盟而竞选的人，并未对后果承担责任。认为政治只需收集民众偏好，再机械地将其变为现实，这种错觉可能会凌驾于政治代表制的理念之上。
在代议制民主中，领导者的使命应是调和公民的意见和情绪反应，而不是助长多数人的暴力。换言之，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必须保持持续联系，双方都应作出判断。
因此，我们需要善于回应且负责任的领导者，重新夺回、重新设计并拓展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领导者如今留给他们与选民之间的日益狭窄空间。这片空间将成为新型政治领导方式的实践场域。
好消息是，尽管传统政治参与有所减弱，民主表达和非传统政治参与却有所扩大。公民并未对公共事务失去兴趣，恰恰相反。因此，领导者面临的挑战是，通过开辟新的参与渠道、共同制定政策以及监督领导者的行动，将公众对民主进程日益增长的兴趣引导起来。在政治重新活跃的社会中，成功的政治代表将是那些能够把不断加剧的不信任转化为公民美德的人。
这需要具备一些领导者往往欠缺的个人品质。其中有十项尤为突出：
同情心与情商
领导者必须能够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过度共情可能会扭曲判断，但同情心和情商有助于提升领导者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增强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为此，领导者必须与民众感同身受，体会他们的痛苦与磨难，也分享他们的欢乐与幸福。他们必须走出办公室，更多地走上街头；上网时也要远离过滤信息的气泡。
正直与开放
领导者在行使权力之前、期间和之后，都必须经得起质疑。他们应致力于推动政党准入民主化，向背景各异、非政治领域出身且不走寻常路的公民开放，包括创业者。如今，加入政党的门槛仍然很高，投身政治生活的机会成本则更高。当选后，领导者必须确保其行动完全透明（例如公布会议清单、立法活动记录和捐助者名单），并接受各种形式的公民监督（例如评估委员会、监督团体和调查机构）。离任时，他们必须抵制通过“旋转门”将人脉和经验变现的诱惑。
公平与包容
大多数选民并不认识自己选出的代表，但富裕、人脉广、组织严密的游说团体和其他群体总能找到他们。负责任的领导者应通过倾听并理解所有受影响方的利益后再作决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此，领导者必须超越形式上的平等，积极支持政策过程中各种利益得到代表。这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实现，让资金从富者转移给匮乏者（例如支付公众咨询费用）；也可以通过促进技能共享，利用公民专家网络，让他们无偿为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我创立的非营利平台The Good Lobby旨在制衡企业影响力，就是一个例子。
能力与尊重证据
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任何领导行动都可能代价高昂，尤其是在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时。为降低这些风险，领导者必须承诺依据现有证据而非意识形态作出决策。负责任的领导必须以证据为基础，具备能力且公开透明，并准备揭穿“疑云贩子”——他们自称是公正的科学权威，实际上却代表企业利益。
言行一致与生活简朴
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他们的日常行为应与自身所坚持的价值观相符。在不平等程度前所未有的当下，他们应将生活简朴作为成功的一部分，并避免利益冲突。他们应更害怕社会的谴责，而非法律和道德制裁。成为领导者，就要恪守更高的行为道德标准。
成功的领导力源于与各类利益相关方保持善于回应、负责任且日常的互动，并深入接触他们，其中包括有组织的团体、基层群体和个体公民。尤其是，通过培育公民监督文化，政治领导者可以保护社会（也保护自己）免受自身的过度行为侵害，从而增强兑现承诺、服务共同利益的能力。
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民粹主义解药：善于回应且负责任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