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毒已感染 七千多万人 ，但只有一人治愈：蒂莫西·雷·布朗。
2006年，德国柏林的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布朗出现白血病复发。为治疗白血病，他接受了特殊的骨髓移植，这也使他在基因层面上对艾滋病毒产生了抵抗力。布朗于2007年停用了艾滋病毒药物；多年后，他仍未感染艾滋病毒。
布朗在历史上独一无二，但近年来，科学期刊和大众媒体都刊登了多项有关治愈艾滋病毒的说法。
2012年，法国科学家宣布实现了艾滋病毒的“功能性治愈”：14名患者在初次感染艾滋病毒后的数月内接受治疗，停药后临床状况仍保持稳定。即使在未经治疗的患者中，也曾报告过类似的轻症病例；与布朗不同的是，法国患者体内仍能检测到艾滋病毒。因此，法国研究人员把一种相当常见的临床好运比作具有历史意义的治愈，并在此过程中徒增困惑。
同年，波士顿的研究人员 宣布 ，两名患有癌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接受艾滋病毒治疗期间进行了常规骨髓移植，术后血液中的艾滋病毒水平异常低。顶尖科学家称，艾滋病毒已从波士顿患者体内消失“并非不可能，甚至可能性很大”；他们停用了艾滋病毒药物，病毒 反弹，几个月后，波士顿的庆祝活动也随之结束。
2013年3月，医生 宣布 ，一名来自密西西比州、在暴露于艾滋病毒后数小时内即接受治疗的婴儿被认为已经治愈，因为停药后已无法检测到此前曾检出的艾滋病毒。科学家推测，艾滋病毒从未在易受感染的免疫细胞中站稳脚跟。2014年7月有报道称，这名密西西比州婴儿 复发，最可能的原因是病毒一直潜伏在那些同样的细胞中。
与波士顿的经历如出一辙，今年，两名澳大利亚患者在接受干细胞治疗后，因血液中检测到极低水平的病毒而被称为“无艾滋病毒”，并且 “已清除”艾滋病毒 。两人仍在接受艾滋病毒治疗，“以防万一”，因此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发生了什么，除了治疗效果极佳，以及人们强烈渴望宣称出现了某种近似治愈的结果。
除布朗外，这些患者无一人治愈了艾滋病毒。然而，每个案例都有人宣称治愈，或者用来描述事件的措辞与“治愈”如此相似，以至于未经专业训练的读者难以区分。
为什么？
首先是绝望。迄今已有超过 3900万人 死于艾滋病毒，每年还有一百多万人感染。没有比发现艾滋病毒治愈方法更紧迫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了。因此，每当出现令人振奋的新艾滋病毒研究发现时，科学家和记者可能会抛开一贯的谨慎，屈从于宽泛使用“治愈”等词语的诱惑。
即使是冷静的研究人员也深知，能否引发关注，可能决定他们是获得慷慨资助，还是实验室被关闭。新闻发布会一开始，推销式宣传就可能演变成夸大其词。记者和编辑也会受到诱惑，为了获得更多点击、卖出更多报纸，把报道中的结果从科学家那些平淡无奇的保留说明中抽离出来。
撇开绝望和推销式宣传不谈，即使是最聪明、最谨慎的科学家和记者也可能受骗。例如，许多人真心相信那名密西西比州婴儿已摆脱艾滋病毒。
无论动机如何，过早暗示已经找到治愈方法都可能造成危害。
每当有关治愈的新消息（或当天用来替代“治愈”的“已清除”等说法）令人振奋，随后却又被撤回，艾滋病毒研究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反复撤回消息所造成的困惑和怀疑，可能削弱研究对象参与研究的意愿，甚至减少研究经费。
暗示已经找到治愈方法，也可能让人对艾滋病毒掉以轻心。降低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行为始终不易；如果艾滋病毒治疗的效力，或治愈方法即将问世的前景，让艾滋病毒感染看起来像一位新确诊男子对我说的那样“没什么大不了”，这就更难了。现代艾滋病毒治疗确实让数百万人得以存活数十年，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治愈，但艾滋病毒无疑仍然是件非常严重的事。
为了维护科学公信力并支持预防工作，我们应该把“治愈”这个词搁在一旁，让它蒙上一点灰尘。总有一天，我们终于找到真正的治愈方法——真实可靠、经过反复核查的治愈方法——届时我们就可以掸去“治愈”一词上的灰尘，终于告诉蒂莫西·雷·布朗，他可以在世界上最精英的俱乐部里有伴了。
在那之前，我们应该记住玛格丽特·赫克勒。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她曾协助宣布罗伯特·加洛于1984年发现艾滋病毒。她在著名的结语中 预言 ，我们将在两年内研制出艾滋病毒疫苗。三十年后，我们的患者仍然没有艾滋病毒疫苗，也没有 治愈方法。下一次灯光亮起、麦克风开启时，让我们记住：今天庆祝进展的方式，不应忘记明天一早我们就要继续承担的未竟之事。
本文由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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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蒂莫西·莱希是一名艾滋病毒医生、研究人员和临床伦理学家。
图片：在非政府组织“Sngobadho”（意为“携手同行”）组织的疫苗接种活动中，一名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志愿者用红丝带摆出艾滋病标志。路透社/Rupak De Chowdhu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