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正在增加自然灾害的风险，包括干旱和洪涝，这反过来又对全球食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
食品系统的变革性适应有助于通过调整农业系统以应对气候威胁，从而缓解部分压力。
例如，可以包括调整特定作物的生产地点，并使农业生产与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相适应。
气候变化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削弱食品系统，助长全球饥饿人口增加，并威胁着数百万农民、牧民和渔民的生计。
在埃塞俄比亚的干旱地区，干旱日益严重、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导致牲畜所需的植被退化。这威胁到埃塞俄比亚60%至70%依靠畜牧业维持生计的人口。在印度中央邦，该邦人口达7200万，气候变暖和干燥化正在减少水资源供应。而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海平面上升正在加剧含水层盐碱化，使对该地区至关重要的水稻种植面临风险。
新的数据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目前已有6.9亿人正在挨饿，比2014年多出6000万人，部分原因是气候变化。农民、牧民和其他农村居民占据了气候变化使其面临跌破贫困线风险的1亿人中的很大比例。
显而易见，在气候变暖的世界里，传统农业根本无法繁荣发展，尤其是在沿海、半干旱和干旱地区等热点地区，以及依赖冰川和积雪补给的农业区。在这些地方，仅靠渐进式适应是不够的。农业系统需要从根本上转型才能生存。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一份新报告《面临风险的食品系统：实现长期粮食安全的变革性适应》面临风险的食品系统：实现长期粮食安全的变革性适应，强调了农业变革性适应的必要性，并阐明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条件。
农业的变革性适应是什么样的？
与渐进式适应相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渐进式适应旨在通过推广更具抗旱能力的作物品种或采用更高效的灌溉等措施，维持现有系统，变革性适应旨在根据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及其影响，改变农业系统的根本属性，其规模和雄心通常远超渐进式行动。我们的研究发现，农业变革性适应通常涉及三类行动：
1. 调整特定类型作物和牲畜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地理位置。例如，一些哥斯达黎加咖啡种植者所在地区变得过热、不再适合咖啡生产，正在转而种植柑橘。在埃塞俄比亚，随着气温上升，小麦和画眉草等主粮作物的种植正向海拔更高、气温更凉爽的地区迁移。与此同时，农民现在更广泛地种植玉米以取而代之。
2. 使农业生产与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以及可用水资源和可耕地相适应。例如，孟加拉国巴格尔哈特县的农民正因海水倒灌导致盐度上升，而从水稻种植转向水产养殖。在印度北阿坎德邦，受降雨变率增加影响的山区农业村落正被遗弃，并重新变为森林或牧场。与此同时，更多人开始从事集约化农业，如蔬菜种植和有机农业，或转向非农业生计。
3. 应用新的方法和技术，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的种类，或改变现有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式，在印度部分地区，蔬菜种植者开始使用低成本的温室大棚（塑料温室），以保护农作物免受更强烈风暴的侵袭。他们还发现，这些大棚使其能够种植更多种类的蔬菜，并节约日益稀缺的水资源。
但农业变革性适应的案例却屈指可数。部分原因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许多地方尚未严重到足以迫使系统性变革，此外，技术专长、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也普遍匮乏。
能够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实现此类变革性转变的先行农民和社区数量非常有限。他们往往是那些更容易获得资源（如土地、信贷、信息和技术能力）、从而能够管理日益加剧的气候风险的群体。对大多数农民和社区而言，要独立实施变革性适应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十分困难。对于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而言，这一点尤为突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以及包括妇女、青年和原住民在内的其他常常被边缘化的群体。
谁能推动行动，在食品系统中实现变革性转变？
食品系统的转变本身通常需要中长期时间。改变现有系统以及市场和制度安排的根本组成部分需要时间。因此，支持和扩大食品系统的变革性适应需要政策制定者、资助方和研究机构采取行动，并且他们必须协同合作，以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减少损失和损害，并降低流离失所、冲突和危机的风险。
政策制定者
通过国家适应规划（NAP）进程及其他国家规划工作参与适应规划的政府，以及支持这些政府的组织（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UNFCCC）、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推动将变革性适应更广泛地纳入规划和政策：
将长期适应研究以及对食品系统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转变的分析纳入政策、预算和资助提案之中。
基于证据并经过协商作出决策，明确哪些类型的作物和牲畜对农民和牧民而言是良好的投资，哪些生产系统可能需要搬迁，以及向新型生计的转型如何能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协同效益。
建立市场激励和抑制机制（如税收、固定价格、补助金、贷款、补贴及其他市场机制），为农民投资于不熟悉且可能存在风险的其他类型生计转型提供机会或消除障碍。
通过投资于历时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多阶段项目，为项目留出实现变革性影响的时间。
资助方
绿色气候基金、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区域开发银行、双边开发机构、基金会、私营部门和慈善家等组织必须认识到，变革性转变需要能够支持比许多典型适应项目更为全面、更长期举措的融资机制。它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做到这一点：
投资于历时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全面、长期适应计划，并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食品系统与其他系统及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更长的时间框架有助于分摊成本和风险，同时保持灵活的适应路径。
支持以提升韧性为优先的项目，重点关注系统性临界点使根本性变化变得迫切的气候热点地区，例如半干旱和干旱地区以及沿海地区。
增加融资方式，尤其是以赠款而非贷款的形式提供资金，因为贷款可能轻易加剧债务危机。旨在为短期、渐进式适应提供资金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为长期、系统性变革提供资金可能并不那么有用。
例如，绿色气候基金已在14年间承诺提供1.18亿美元，以帮助不丹加强林业及土地利用的气候减缓，支持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适应以改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计，并增强生物多样性。与常见的三至五年期项目相比，该项目的成果更有可能实现变革性影响。
研究机构
全球研究体系（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国家农业研究系统（NARS））以及与农民密切合作的地方研究机构和组织，可以将推动跨越粮食、土地和水资源系统的变革性转变的方法纳入其议程并予以优先考虑。这些方法包括：
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群以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社区，尤其是小规模生产者。
开展研究以强化气候服务，提供十年期及更长期的气候预测、结合气候和作物参数的农业气候学工具、气候风险和脆弱性分析、气候预测以及气候情景等信息，帮助决策者识别热点地区并设计变革性解决方案。
提升开展更广泛分析的能力，包括核算外部性、权衡取舍与协同效益；社会影响；政治经济学；以及前瞻性分析。例如，政治经济学分析可以识别阻碍变革性干预措施惠及并被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群及其他弱势群体所采纳的障碍。
让脆弱社区参与决定未来的食品系统
变革性适应方法可能带来的最重要机遇，或许是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群提供时间和空间，使其在决定哪些解决方案最适合自身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只有提前规划，而非等到极端气候事件已将现有系统推过临界点之后，才更有可能实现有意义的参与式规划。脆弱社区还需要更好地获取证据，了解哪些适应方案能在其特定环境中发挥作用，并需要长期、可预期的资金支持，以帮助其落实自己选择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