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的宣战对现代远距离国际大规模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前的大部分世纪里，在多数大型经济体中，全球人口流动基本和平、自愿，并受市场激励驱动。然而，自1914年以来，它主要受政治决定的配额和法律限制塑造，或受逃离战争、压迫或类似可怕危险与灾难的驱动。
这些移民政策与模式的变化在1914年之前就已发生，并在1920年代、1930年代和1940年代因战争和经济动荡再次出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普法战争及巴尔干战争中曾出现大量难民潮。1918年停战后，俄国内战、近东的种族清洗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又使数百万人逃离。1880年代，中国向美国的移民几乎已因带有明确种族色彩的法律限制而全部停止。
然而，1914年8月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世界开放边境的终结在欧洲灯火熄灭的那一刻便已露端倪。当海陆强国陷入冲突时，英国与德国的跨大西洋运输（即全球移民的核心）让位于封锁、鱼雷和战舰。数十年来推动北大西洋沿岸城市和工业增长的大规模国际劳工移民，随着数百万被动员的士兵奔赴战场而减少。在主要欧洲战线的两端，中立国荷兰和瑞士成为前所未有规模的回国侨民和战争难民的主要移民通道。
在埃利斯岛，入境人数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回国者大量涌向欧洲，创下纪录。北大西洋商业航运公司的大型移民运输船被扣押、没收和/或改作军用，跨大西洋客运服务也被削减。到1915年，欧洲至美国的航次较1913年减少逾70%，统舱乘客抵达人数下降逾90%。
1918年后，跨大西洋移民向美国的短暂回升并未持续，因为战争也显著改变了美国经济。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发生了变化，支持无限制国际移民的声音减弱，反对之声增强。德裔美国选民（1914年前开放边境的重要支持者）在1917年美国向德皇宣战后政治参与度下降。战后，美国人对外国人总体上更加猜疑。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已发展出持久的海外移民替代方案，更多依赖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农村各州的移民、女性员工以及增加的机械设备本身。据指出，机器不会罢工、迁往下一个城镇或回迁欧洲。
1918年后，欧洲的跨境劳工移民恢复，但规模有限。由“巴尔干事件”引发的战争导致中欧出现经济巴尔干化。大量难民流动仍在持续，新成立的国际联盟于1921年设立了首个难民高级专员公署。1920年代，美国法律发生变化。有限的质性移民排斥被严格的定量限制永久取代。
1914年前由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网络主导的全球移民，此后再未恢复。如今，自愿的跨国移民规模或许可观，并如此前那样与商业模式及网络反馈共同演变，但它是在大多具限制性的政策下进行的，而这些政策又因“strange-bedfellow”式联盟的政治博弈而变得更难预测。自由市场倡导者与多元文化进步派寻求放宽边境限制，而工会、本土主义者和环保团体则更不愿看到这些管控松动。跨国公司是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合法替代方案的试验场，而无证移民往往削弱配额与限制的效力，却并未将其废除。
尽管1914年的政策变化无疑对国际移民史意义重大，但不应掩盖朝相反方向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由于移民工人往往贴近经济的脉搏，他们的流动可以作为重大社会、经济与政治趋势的晴雨表。
现代劳工移民通常反映临时性和周期性就业的劳动力群体，而交通网络通常对这类工作的招聘趋势十分敏感。例如，20世纪初的跨大西洋航运公司代理和分析人士，常将预付船票的数量视为周期性波动的指标，而其统舱业务往往以放大的形式反映这一波动。在1907至1908年的美国衰退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中最严重的下滑），工厂产量较前一年下降约20%，就业下降约10%，但净移民数量下降约150%，因为大量净流出的移民返回了欧洲。1914年8月移民的突然锐减，以及随后大量回国者和难民的涌出（尤其是来自比利时的），是这场新的欧洲战争可能带来比以往战争更激烈经济动荡的早期信号。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1919年颇具先见之明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如今已逝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开放边境：
“伦敦居民可以躺在床上一边啜饮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来自全球各地的各种产品，数量任他挑选，并合理地期待它们很快送到家门口；他同时还可以借同样的方式，将其财富投入世界任何地区的自然资源与新兴企业，[并且]他若愿意，可以立即获得前往任何国家或气候区的廉价而舒适的交通方式，无需护照或其他手续。”
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并经历另一场世界大战后，凯恩斯帮助建立了一套制度框架，以逐步恢复1914年前国际自由贸易的关键组成部分，涵盖商品、服务与金融。然而，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恢复得更晚、更有限，也更为谨慎。如今，有强大的力量推动移民壁垒降低或消除，尤其是“全球村”中持续进行的信息融合，但反对的力量似乎几乎同样强大。与商品和货币不同，人们在国际旅行中携带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行囊”，而他们的迁移不仅改变了其定居的地方，也改变了其来源国。
移民进程往往充满争议、难以预测，并依赖脆弱的政治妥协，在存在相当严重不平等的世界中尤为如此。
就大多数迹象而言，某种形式的全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可能持续，尽管凯恩斯所描述的开放边境的黄金时代看来已无法重现。与20世纪初的社会相比，21世纪初的社会面临着截然不同的脆弱性格局，其拥有的资源与机遇也不同。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半个千年来从欧亚大陆向美洲的人口迁移很可能是一次性的，无论地缘政治如何。但无限制的全球移民并未如其发展时那样，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逐步消退。在相当程度上且持久的意义上，它随着1914年8月的枪声而消失了。
本文首次发表于 voxeu.org.
作者：Drew Keeling 是一位历史学家，研究北大西洋的大规模移民。
图片：江西省德兴市一所中学的学生在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中与地球仪合影。REUTERS/China Da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