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开发城市房地产的一个可靠途径是“追随颜料滴痕”，正如 2012年 《纽约时报》 一篇关于布鲁克林区布什维克的文章 所言。追随艺术家的脚步：他们迁往价格实惠但较为边缘的街区，并以积极的方式改造这些街区，随后人们便会看到房产价值攀升、高档公寓涌现。这一群体 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称之为“创意阶层”， 被艺术家所营造的氛围吸引，随后将为这些翻新的阁楼和公寓支付高价，从而挤走真正让该地区对他们而言变得宜居的艺术家。但随着此类群体迁入、艺术家被不断推向城市中心之外，城市往往会同时失去部分备受珍视的年龄、阶层和种族多样性，以及文化活力。
纽约市的苏荷区（SoHo）最初是小型工业聚集地，制造业撤离该市后，它成为艺术创作的聚集地。随后它被改造为画廊区，但好景不长。艺术家一旦开始在这些空间中居住，便与市政府协商，将这些建筑重新划定为生活与工作两用空间。此事办成之后，开发商便能轻易进场翻新这些物业。如今，几乎没有艺术家负担得起苏荷区。它不再以生产为主，而已成为高端消费的场所。
在许多欧洲城市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形。例如， Kuntshaus Tacheles （位于柏林） 就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例子。保护这座庞大建筑的工作——它曾是犹太人聚居区的一家百货公司，二战期间曾是监狱，如今则是历史遗址——由艺术家率先推动。然而，随着街区重新兴旺起来，艺术家却被赶走了。
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影响及其为何亟需解决，我们应当追问：我们究竟喜爱城市的什么？它们为何在文化上如此重要？一种答案在于，城市人口的多样性往往定义了城市，为城市环境带来多种文化、思想与语言。这种融合使城市充满活力，也代表了人类的伟大成就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是我们乐于接纳差异的地方。
城市之所以意义重大，还在于公共空间的文化价值。城市公园、博物馆、剧院、夜店、音乐厅和广场，人们在此聚集，共同界定并享受这座城市。城市旅游业依赖于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厚程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包括其保存得有多好，以及人们对其未来复杂性的构想有多充分。基于艺术家项目的旅游业也大幅增长。数字媒体让人们能够围绕重要展览、戏剧活动和艺术作品规划行程，例如Olafur Eliasson的哈德逊河 Waterfalls 与James Turrell在 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装置作品。
艺术家始终处于城市魅力的核心，从古希腊雕塑家，到印象派画家，再到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诗人和艺术家，再到 格林威治村与北滩的“垮掉派”。艺术家被城市的强烈氛围以及彼此所吸引。这种近距离聚集催生了波希米亚——一种与文化创新和冒险精神相联系的心智状态。
为了保留艺术家所带来的多样性与文化丰富性，未来的城市需要学会停止“耗尽”艺术家。为此，它们首先必须确保艺术家在未来能够获得可负担的生活与工作空间。一些城市意识到，艺术家通过社区花园、建筑与历史遗产保护、内城青少年项目、免费艺术课程、音乐会、舞蹈表演、儿童剧场、流动图书馆等举措帮助建设社区，因此已开始专门划定建筑供艺术家使用，部分项目也认识到需要鼓励跨代居住。它们还必须确保这些空间具有永久性，不会在当地房地产市场繁荣时被收回。
此类社区中历史最悠久的是 Westbeth ，位于纽约市。该社区成立于1970年，位于一座原贝尔电话实验室大楼内，目前住有364名艺术家。 PS109是位于纽约东哈莱姆区的类似项目，将提供90个生活与工作空间。在芝加哥，还有 Logan Square Hairpin Project ——为艺术家提供住房与工作室，并与临街零售相结合。艺术家Theaster Gates发起了他的 Dorchester Artist Residency project，同样位于芝加哥，通过将废弃的低层公共住房改造为可负担的多代居住空间、工作室以及由艺术家运营的儿童教育设施。美国的 ArtPlace则认识到艺术家能为城市规划带来新思路，并尝试将艺术家融入交通、住房、社区发展和就业创造等工作中。
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及最终的郊区化，意味着我们所设想的跨代、多阶层、多种族全球城市所依赖的多样性正在丧失。艺术家懂得如何帮助保护、增强并维系这种复杂性。他们在这些未来城市中的地位必须得到保障。
作者：Carol Becker是一位作家、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议程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the Role of the Arts in Society）的成员。
图片：一名摄影师站在香港，身处Tomas Saraceno创作的艺术作品“Poetic Cosmos of the Breath”内。路透社/Bobby Y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