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客户会议，坐在一位来自海外母公司的高级经理对面。他在会议桌上摆出了三部手机、一台电脑和一台平板电脑。他还试图同时关注一场通过网络播放的视听演示，并应对房间里他的五位同事以及我们三人咨询团队的评论。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重复他在回应其中一台设备的提示音时错过的内容。他竭力应付这一切，脸上显出了紧张的神色。
这类情形并不少见。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会议：与会的每个人都同时在使用至少两台设备，而理论上至少还在关注讨论的实质内容。如今，唯一与电子媒介同样无处不在的，便是关于电子媒介无处不在的评论，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场合。谈话的一个主要线索与压力有关。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会使我们的感官负荷过重、思维受到干扰，从而使我们的压力随着联系的增多而加剧，正如我们那位海外同事的情况一样？或者恰恰相反，借助随时可用的始终在线技术与他人保持联系，是否真的能够增进个人纽带并减轻我们的压力？看来，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积极的一面：减轻压力
根据一项 皮尤研究中心开展的研究表明，经常上网和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未必会感到压力增加。当然，从事知识工作的人从数字媒体所提供的、更广泛的同事与信息渠道中获益颇多。若没有能够即时联系乐于助人的同事、或即时解答难题的电子工具，很难想象能熬过一个工作日。在这一背景下，技术对我们工作生活的影响无疑既节省了劳力，也减轻了压力。
除工作工具功能之外，利用数字媒体建立人际关系也能缓解个人压力。这种积极作用在女性身上表现最为明显。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发现，例如，每天多次使用推特、每天收发25封电子邮件并每天通过手机分享两张数码照片的女性，其压力测量得分比不使用这些技术的女性低21%。对男性而言，研究人员未发现心理压力与频繁使用社交媒体、手机或互联网之间存在任何关联。看来，女性不仅总体上更擅长经营人际关系，而且在利用数字媒体维系这些联系方面，也比我更加得心应手。
黑暗的一面：压力增加
然而，数字媒体与压力的故事还有其他层面。 瑞士圣加仑大学的研究人员 研究了“技术压力”，即因所面对的内容超出了能够从容应对的范围而产生的压力。他们发现，有三种主要现象与压力的关联最为直接：
过载——因社交媒体接触的数量与种类繁多而增加的工作量
侵入——由个人媒体连接所导致的工作侵入个人生活
不确定性——社交媒体应用及其要求的持续且不可预测的变化。
应对海量电子刺激所带来的压力已经足够沉重，而媒体传播内容越过曾经分隔工作与个人生活的边界，又使这一压力进一步加剧。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追求，已让位于对工作与生活融合的容忍。我们已无法轻易区分劳作与休闲、公务与私事、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随着我们努力驾驭新的连接纽带，下一项创新只会加重过载与侵入所带来的压力。
即便社交媒体在建立人际网络方面具有优势，也可能有其阴暗的一面。或许，得知朋友最新的职业成就、令人艳羡的热带度假，或孩子在足球场上的胜利，会引发因嫉妒而产生的压力。另一种可能是，我们中有些人感到需要精心打造自己的生活展示，突出精彩的生日派对，却隐藏即将到来的离婚。我们尚无法确定，参与网络是否会导致压力，还是它只是吸引了容易焦虑的人。尽管如此，正如下图所示，两者确实存在某种关联：社交媒体用户中有83%表示自己有一定程度或较为严重的压力，而非用户这一比例为72%。
资料来源：改编自 《“社交网络为何会增加压力？”》，《赫芬顿邮报》，2013年7月12日
此外，压力可以像普通感冒一样具有传染性，而社交媒体正是其传播媒介之一。人类天生的共情倾向，使我们对网络成员生活中令人痛苦的事件格外敏感。我们拥有的社交媒体连接越多，这种意识可能越强，压力传染的风险也可能随之增加。上述 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得出结论 ：关心他人会带来一种代价，而当社交媒体扩大了我们接触他人不幸遭遇的机会时，这一代价便会随之增加。
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还带来了其他紧张因素，包括礼貌水准的下降。模特克莉茜·泰根（Chrissy Teigen）近日痛斥了一些网络批评者，因为他们在她上传至Instagram.com的一张照片下发表了关于她体重的恶意评论。“在现实生活的其他什么场合，你会走到别人面前，告诉对方他们胖了或是体重增加了？”她问道。问得好。通过电子媒介进行的互动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加匿名，且往往更加直白地带有负面色彩。
应对
应对由社交媒体连接所产生的压力，首先要从认识入手。有些人甚至会记录下自己的互动与反应。他们通过查阅这些记录，找出最容易引发压力的情境，并寻找应对这些情境的方法。在认识这一基础上，应对策略大致可分为三类：
限制 ——设法关闭网络，方法是划出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断开或忽略媒体链接。一项相关策略是有选择地决定外联与回应。不受控制的义务是公认的压力来源；减少义务可能是一种有效策略。并非每一次外联都需要或值得回应，至少不必立即回应。并非每个想要与你联系的人都应享有同等优先级。并非每一个想法或经历都值得与任何人分享，更遑论与所有人分享。
替代 ——以面对面的人际接触取代数字化交流。抽出时间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能够创造实时连接、深入交流以及梳理复杂问题的机会。一方面，直接的人际沟通未必总是毫无压力；另一方面，其即时性与亲密性所带来的情感宣泄，通常比技术媒介的联系更为充分。
处理能力提升 ——避免将多任务处理作为应对数字媒体过载与侵扰的手段。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信息洪流，多任务处理看似是一种明智的应对方式。 研究表明，然而只有约2%的人能够有效地同时胜任多项工作。此外， 研究显示 ，多任务处理能力不会随练习而提高。重度媒体多任务处理者实际上更难从环境中过滤无关刺激。相比之下，那些始终专注于较少任务的人，更善于将注意力集中于主要目标，并忽略无关紧要的干扰。他们运用的是心理学家所称的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这意味着，他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问题来审视涌入的刺激：“它是否有助于我更好地完成我此刻正在做的重要事情？如果是，我就予以关注并作出回应；如果不是，我就推迟回应。”习惯性多任务处理者在这方面做得很差。
显然，数字媒体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提供信息也造成干扰，既令人振奋也令人沮丧，既建立也打破纽带，因而既带来愉悦，也带来痛苦。我们的数字互动契合人类对智识与情感刺激的深层需求，因此容易被过度使用、滥用，甚至成瘾。与此同时，它们也为人类分享提供了几乎无限拓展的可能，而这类分享恰恰是人类生活最为充实的源泉。我们使用这些工具是否审慎、细致且明智，将决定它们对我们是有益还是有害。借用莎士比亚笔下卡西乌斯的话来说，过错——以及机遇——不在于我们的连接，而在于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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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omas O. Davenport，Towers Watson研究与创新中心高级顾问
本文是 “数字媒体的人文影响”项目所推出的博客系列文章之一。
图片：人们在纽约市使用智能手机，拍摄于2013年11月6日。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