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被要求定义社会影响力时,他们往往会想到那些高度可见、看似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或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时代》周刊每年发布的 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名单,为了解谁正在塑造美国的公共议程提供了洞见。无可否认,名单上的人物确实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日常决策中,我们更可能受到朋友、家人或同事的影响,甚至是网络论坛、评论网站或新闻平台上一位素不相识的人。
试想一下你每天的决定:穿什么衣服、读哪些文章、买什么产品。当我们采取行动时,会受到来自社会环境的各种影响。例如,如果我看到一位朋友刚买了某个品牌的T恤,这会以何种方式影响我自己的购买决定?如果我决定购买同款T恤,那是因为朋友影响了我,还是因为我们都喜欢这一设计——而且恰好也是朋友?我们通常在某些领域都有一些意见被我们重视的人,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如何衡量社会影响力?
社交媒体格局正在 快速演变,在这一难以预测的环境中衡量影响力是一项挑战——即便是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数据科学团队也不例外。
例如,谷歌采用了一种改进版的 PageRank算法 ,依据所收到的提名数量或入站链接数量来衡量影响力。该方法获得了专利,并被应用于 Google+和YouTube ,以顾及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方式。雅虎的替代方案 则更进一步:它为每位用户估算一个“社会权威分数”,计算用户自身网络及其好友网络的规模。一种类似的方法也被 Klout所采用 ,用以衡量用户的关注者、好友或粉丝与其所在网络中的其他人互动并分享动态的可能性。 这一方法 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因为它借助用户过往的活动模式来估算其未来的互动。
Facebook近期获得专利的 是一种更为精细的框架,用以识别社交网络中的本地影响者。不同于考察某一内容(如链接或照片)的全球传播情况,它聚焦于用户个人网络的本地层面。通过衡量某一内容在单个用户个人网络内部的分享速率,Facebook希望识别出一大批普通人,他们对其同伴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Sinan Aral(2013)关于社会影响与同质性之间效应的研究。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
从廉价言论到行为改变
然而,传统模型存在一个根本缺陷:它们往往将发声的能力与引发因果性行为改变的可能性混为一谈。事实上,网络规模或内容被分享次数等指标,与真实的习惯、消费或投票行为的改变几乎没有关系。
第一个问题在于行为改变的因果性。坦白说,像坎耶·韦斯特这样的人可能拥有超过 1300万Twitter粉丝 ,并拥有 极高的Klout评分,但你有多少次真正照着坎耶所说的去做过?麻省理工学院教授Sinan Aral则以更为尖锐的措辞表述:如果坎耶·韦斯特是“典型的影响者,但没有人照他的建议去做,那么他的影响力体现在何处?” 这一例子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拥有一个大麦克风,并不等同于拥有真正的影响力。
运用上述统计技术,在Facebook等网站上积累大量社交关系的人可能被误认为是影响者,而在他们身上投入营销经费将是一种浪费。相反, Sinan主张 ,我们应当考察同伴如何直接影响我们自身的行为。
第二个问题涉及社交网络中一种被称为“同质性”(homophily)的现象的持续存在。这是指人们倾向于与持相似观点的人交往,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试想阿尔·戈尔(Al Gore)发表的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的博文可能产生的影响:它自然会在其追随者和政治盟友中被分享得最多,但这些人恰恰已经持有相同的观念。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与非追随者或其他随机选取的用户之间的相似度。
要使影响力真正有效,它必须能够触达持有不同信念的人群,并促使他们发生行为改变。因此,根据特定人群中同质性的程度,我们可能需要考虑采用其他政策策略和营销策略,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网络中三种不同节点位置的示例:连接多个集群的个体(A)、处于密集集群中的个体(B)以及处于边缘位置的个体(C)。
网络的重要性
关于社会影响力,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意见领袖总是网络中连接最广、居于核心地位的个体。事实未必如此。要理解其中缘由,让我们来看一看底层网络结构 ,即个体所嵌入其中的结构。
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些被认为会影响特定行为的机制。例如,在冲突、政治选举或公司合并的情境中,识别网络中充当桥梁、连接模块化子网络的个体可能至关重要(A)。另一方面,当权力动态发挥作用时,关键在于找出那些占据高度集中位置的人,例如处于枢纽位置的人(B)。
最大化具有影响力的枢纽数量,有助于战略性地传播信息,例如用于产品营销或推广更健康生活方式的信息。反之,如果拟议的行为改变具有风险或成本较高(例如动员人们参与抗议运动),则应先接触处于边缘位置的个体(C),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影响。
社交联系紧密的个体往往容易受群体思维影响,因而抗拒变化;而处于边缘、联系松散的个体则更可能接纳新思想并改变其行为。近期的 实验证据 支持了这一观点。此外,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中的“ 三元闭包”理论,新行为可以在个体之间传播,并演变为级联效应,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变革。
因此,审视底层网络结构对于理解社会影响力的动态机制至关重要。如果我们 能够理解行为如何在人群中传播 ,便有可能在抑制负面行为(如吸烟、暴力和浪费)的同时,促进亲社会行为(如增加锻炼、具有更强的生态意识)。

2009年DARPA挑战赛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对信息地理传播情况的研究。
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
那么,我们如何帮助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改进社会影响力的机制,使其能够服务于广泛的公共利益?以下是三种可供尝试的策略,用以善用这一机制。
1. 设计对具有期望行为的参照群体的选择性暴露。
我们常常通过观察与自身相似的人,来了解他们如何应对某种特定情境。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近期研究即以此为主题,研究人员旨在 促使学生增加体育活动。该研究结果表明,行为可能受到社会期望的影响。这可能是鼓励一系列积极行为的有效策略,例如努力学习、接受HIV检测以及过上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或许我们并不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来激励人们;也许我们只需让他们接触到已经在践行某种行为的其他人?
2. 设计对早期意见的选择性暴露,以激发羊群效应。
数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一直提出假说,认为人类喜欢模仿他人的行为。计算社会科学家现已证实,这一现象确实在网络上发生,且规模前所未有:如果人们看到他人此前已点赞某事物,他们便往往也会点赞。在一个新闻聚合网站上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中,一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对一组新闻报道的初始点赞数和评论数进行了实验。他们发现 早期评价会推动后续评分。单次点赞与整体评分提高25%相关。因此,其含义在于,一个仅有少数初始支持者的观点,可能为随后的讨论定下基调和叙事框架—— 但须在伦理限度之内。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政治与公共辩论、影评以及早期阶段的技术发明。
3. 设计激励机制,以明确促进同伴之间的影响力。
设计激励方案存在一些广为人知的规则。推荐式营销策略在某些情境中效果良好,但在动员一群人完成特定任务时,存在更为有效的方式来运用社会影响机制。在 DARPA网络挑战赛 (2009年)中,相互竞争的科学家团队需要在美国各地的不同地点找出10个红色气象气球。借助一种 递归式激励结构 来动员一批志愿者,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获胜团队得以 找到全部气球 ,用时不到九小时。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促使人们将信息转发给自己的同伴,并承诺将40000美元奖金沿着所有发现气球者的传递链条向上分配。在危机、自然灾害、抗议运动及众筹活动中,识别恰当的激励结构,对于激活大规模人群至关重要。
未来将会如何?
正如本篇博文所示,社会影响力即推动因果性行为改变的能力。理解并运用影响力的动态机制,可以帮助决策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精确度和规模,完成政治、经济和社会议程所设定的任务。然而,仍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如何将社会影响力的效应与同质性效应区分开来方面。Sinan Aral 指出 ,“社会影响力营销的未来将取决于稳健的分析手段,以增进我们对何种因素驱动行为改变的理解。”与此相关,计算社会科学家确实能够有所作为,尤其是通过与公共政策和战略领域的其他参与者开展合作,将分析、干预与实施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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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Vyacheslav Polonski 是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网络科学家,同时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塑造者(Global Shaper),出席 中国大连举行的2015年新领军者年会(2015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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