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马歇尔·麦克卢汉对电子通信和技术在20世纪的影响作出了极具激进性的结论。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是关于人类活动和变革速度的诸多真知灼见之一。
在我们寻求应对国内外极端主义威胁之际，麦克卢汉的洞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数字世界清楚地表明，要确保全球安全，仅靠政府权威和军事力量远远不够。 推特。国内外官员都承认，在这场旷日持久、旨在击败煽动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运动中，他们迄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从长远来看，必须组织多元化的私营与公共部门共同努力，以抵制极端主义的宣传。
通信媒介的技术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新型传播工具广泛普及、无处不在，也让人类行为中更阴暗的一面更容易表现出来。社交媒体工具已成为煽动和资助极端主义的前线。问问那些前往叙利亚的人、挥舞斧头的人，或柬埔寨偏远村庄里那个知道想烧毁《古兰经》的美国传教士姓名的男孩，就明白了。
极端分子认识到，世界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并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市场，在这里，图像、情绪和心理往往胜过理性。
数字世界对公共安全构成的挑战在于，社交媒体没有中心。个人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控制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随着社交媒体激增，人们围绕日益狭窄的共同兴趣聚集。令人担忧的是，圈子里的作者越是持极端观点，就越能获得关注。由此，社交媒体既为极端行为提供了组织原则，也为其构筑了坚韧的结构。它常常像九头蛇一样应对：砍掉一个头，又会长出两个。
“数字世界清楚地表明，要确保全球安全，仅靠政府权威和军事力量远远不够。”
在一个不靠靴子或炸弹来左右的思想市场中——事实上，我们的军事行动还会被以数字方式“上传”，以煽起愤怒——要抵制极端主义的诱惑，就需要新的策略、讲述者和品牌。在这方面，过去的一些经验仍然适用。
历史的教训
1957年，《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讲述了一个警示性寓言，谈到新兴技术与极端威胁之间的关联：
一位卫生主管……本周报告称，一只小老鼠大概是看了电视，竟攻击了一个小女孩和她那只成年猫。……老鼠和猫都活了下来；记录这一事件，是为了提醒人们，事物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年）中引用了雷斯顿的叙述，以阐述他对未来世界的看法，而那个世界如今已全面到来。早在当今激进化运动出现之前，麦克卢汉就认识到，人群那种“神秘的成长和向外扩展的需求”，只有通过“延伸触觉力量和手部抓握能力的技术”才能理解。媒介——而非其内容——塑造并控制着“人类交往与行动的规模和形式”，并有能力改变社会。
对麦克卢汉而言，一则关于恶行的电视新闻所带来的教训，与其说关乎新闻本身，不如说关乎这种媒介把消息带到晚餐桌旁后，公众对犯罪态度的变化。麦克卢汉认识到，技术延伸人类触及范围的能力可能具有激进性、广泛性和去中心化特征。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战争从来都意味着加速的技术变革。”
如今，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技术已将我们压缩成一个地球村，并使影响力的手段去中心化。世界一隅发生的自然或人为事件，会即时而深刻地改变其他角落的局势。思想传播所经由媒介的速度和带宽，可能超出我们预测、理解和管理的能力。
最近，极端主义运动的兴起、影响力和策略令世界措手不及，例如自称“伊斯兰国”的武装组织，以及尼日利亚极端主义组织“博科圣地”。我们未能充分认识技术进步的影响和意外后果，曾误以为这些进步只会改善通信、商业和广告。
如今，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意料之外、不可预测和难以想象之事交织在一起。看似有益的技术和社交媒介已成为“双重用途”武器，能够以足够的规模和触及范围，引发价值观、规范和活动的全球性转变，直接影响和平与安全。英国安全部门负责人罗伯特·汉尼根最近谈到连接着我们的企业时指出：“无论他们多么不喜欢这一点，他们已经成为恐怖分子和罪犯首选的指挥控制网络；对这些人而言，这些企业提供的服务带来的变革，与我们其他人感受到的一样深远。”
“在数字战场上，没有重心。这里、那里或别处，都不复存在。”
超越每日的“热闹”
如果我们要找到极端主义为何具有吸引力、如何吸引人，以及如何作出最佳应对的答案，就必须超越每日事件令人分心的“热闹”，把握媒介传递的信息。正如麦克卢汉提醒我们的，只有了解媒介的信息，我们才能进一步抵消由此产生的力量。
数字媒介传递了一个简单的开场信息，说明其颠覆能力：从未有如此少数的人掌握如此多的手段，能够以如此低的成本、如此少的约束，触及如此广泛的范围并影响如此众多的人。
这场战争截然不同。在数字战场上，没有重心。这里、那里或别处，都不复存在。思想、图像和情感是可交换的货币。价值观的消长取决于竞争——与军事力量或任何群体、个人能否生存无关。
极端主义的宣传很有市场。它既有意识形态色彩，也富有魅力。要抵制其影响，我们必须了解极端分子的信仰、价值观、动机，以及反驳他们的依据。我们必须了解“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以及解释为何有人屈从、有人没有屈从的人类行为动态。
极端分子了解自己的受众。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目标人群中招募并激励成员。他们的宣传尤其能与年轻人和情感脆弱者产生共鸣——这些人正处于转变期，寻找身份认同、意义和目标。网上有关于不公正的内容，也有告诉个人应该怎么做的内容；还有志同道合的社群，提供支持、指引和承诺的回报。
他们的营销体系成熟而全球化，营销手法取自麦迪逊大道的套路。以“伊斯兰国”为例，它拥有超国家品牌（哈里发国）、标志图像（一面黑旗）、品牌承诺（恢复荣耀）和制度合法性（资产负债表、新闻媒体和年度报告）。他们通过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文字、图像和音乐施加影响。他们声称自己的事业正义，价值观据称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领导人把自己塑造成近似先知的人物，承诺带来更美好的世界。支持者可以“加好友”“关注”和“建立联系”。经文、历史和时事将这场斗争描绘成永恒的选择——善与恶之间的抉择。
极端主义如今已有成熟的商业模式。许多团体的组织方式类似跨国公司，设有半自治部门，各自拥有资产负债表，并负责日常运营。数字平台为策略提供指引。目标和方法可以下载。结果受到密切追踪。创新受到鼓励。重要的是，袭击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任何可用手段获准实施。
在数字世界中采取守势并不容易。社交媒体使天平更加偏向极端分子。组织袭击的成本低，影响却大。极端分子认识到，公众对制度和法律的信心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赢得，却可能在单一事件中轻易受损。国家安全领域有一条行之有效的准则：当局必须做到百分之百成功；恐怖主义只需成功一次。
如今，威胁日益难以预测、变幻莫测。当今的威胁比过去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阴谋更难侦测。极端主义宣传的数字传播范围意味着，暴力行为者已不再有“典型画像”。无论是被招募加入团体，还是作为“独狼”“自我启发者”或“旅行者”行动，极端主义都不挑人。新成员来自所有国家、族群、年龄、性别和生活阶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最近承认：“要找到一个典型的人，一个承载着那种困扰心智的具体个体，实际上一直是我们未能做到的事。”
我们的军事专家承认，单靠战斗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好地传播自身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前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现任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指出：“有时人们说我们正处于一场思想之战。这并不完全准确。我们身处一个思想市场。我们有好思想——民主、自由、解放、言论自由、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我们必须从长远着眼推动这些思想。”我们还必须应对那些能够改善人们生活的经济条件。
这并非政府失职，但我们需要更多专业知识和资源来了解媒介，并与极端主义宣传竞争。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引用归于计算机科学家、太阳微系统公司创始人威廉·乔伊的原则（乔伊定律）：“无论你是谁，大多数最聪明的人都为别人工作。”我们应该努力接触这些人。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提议：我们应将麦克卢汉的洞见与乔伊定律联系起来。
广泛协作
自由社会一直依靠公民捍卫自身安全。我们需要私营与公共部门广泛协作，由了解媒介以及如何抵制极端主义宣传的人共同参与。谷歌、脸书和推特的高管最近与政府高层官员会面，讨论“建立信任和提高透明度的方式”。这是一个出色的开端，但我们认为，还需要更广泛的实际内容创作者联盟，将影响力转化为行动。
“我们应该‘了解’极端分子的叙事（消费者），并持续获得洞见……不应忽略任何信息来源。”
应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社群中汇集资源。这包括了解极端主义的团体，也包括能够成功推出品牌、产品、社交网络和政治竞选活动的传播与营销专家。除政府方面的参与者外，这项工作还应包括内容创作者、电影制作人、多媒体制作人、社交营销人员、传播专家、技术专家、“大数据”分析师、行为学专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和社区领袖、学者、艺术家、音乐家、电子游戏创作者以及“普通”公民。
我们应该“了解”极端分子的叙事（消费者），并通过焦点小组和民意调查持续获得洞见。不应忽略任何信息来源。例如，电子游戏设计师已经围绕现实世界的现象建立起跨越多代人的全球社群，相关现象包括情感失落、存在主义疑虑和对美的单纯追求。这项工作应认识到多元受众内部的文化和其他差异。传递信息的人（发言人）应与任何信息本身同样重要。
由于真实性至关重要，这项倡议不能由政府拥有。这不会容易，也会犯错。但类似的商业努力每天都在世界各地成功开展。所需资金只占军费的微不足道部分——且不会损失生命。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了黑暗和阴影。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沃顿知识在线。本文发表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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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维·N·劳伦斯是风险援助网络+交流组织（RANE）的创始人兼首席协作官，曾任高盛副总法律顾问兼董事总经理。
图片：两名男子的剪影，背景为推特标志。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