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中国以外初期疫情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但仍能迅速控制病毒传播。
经济学家李钟和考察了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医疗体系的发展如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他认为，现代韩国模式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在大流行期间，可靠且广泛可及的医疗体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今已十分清楚，各国不能只追求经济发展，并指望医疗体系会同步发展。相反，它们必须效仿韩国的做法：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以实现有效的医疗服务供给，并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努力相辅相成。
过去十年间，韩国现代化且稳健的医疗基础设施使其得以应对多次重大卫生危机。新冠疫情危机也不例外。尽管韩国是中国以外初期疫情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它在没有实施全国性封锁的情况下，迅速控制住了病毒传播。
这一成功并非一朝一夕。韩国从低收入国家迅速跃升为高收入国家，与其健康指标的大幅改善同步发生。1960年至1990年间，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从每千例活产儿80例死亡降至仅13例，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55岁提高到72岁。
这并非偶然。在发展进程的早期，韩国政府便开始投资医疗保健，尤其注重确保农村社区和贫困人口能够获得相关服务。1950年代，政府设立了遍及每个城镇和乡村的免疫接种中心。
从1960年代开始（当时韩国的经济崛起才刚刚起步），政府推出激励措施，以确保各地都有医生可用。例如，私人执业医生被委任为公共医生，医学院学生则可获得奖学金，条件是毕业后承诺在医疗服务不足的地区工作2至5年。
但韩国政府不仅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医疗资源，还确保人们真正加以利用。1954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14岁以下儿童必须接种疫苗。这一措施与便捷的社区卫生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支持相结合，使疫苗接种率大幅提升，许多急性传染病得到控制。自1961年以来，韩国未再报告病例天花病例，自1968年以来未再报告斑疹伤寒病例，自1984年以来未再报告脊髓灰质炎病例。
当然，经济发展的进步也极大地推动了公共卫生举措。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从1960年的158美元增至1990年的6,610美元，再到2000年的12,257美元，工人和企业缴纳强制性医疗保险费用的能力也随之提高。该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于1977年推出。此前，自1960年代初起便存在自愿保险制度，但由于专业人员和参与的医疗机构短缺，其效果受到削弱。新制度增加了财政资源，并扩大至覆盖个体经营者和非正规部门工作者，最终于1989年实现全民覆盖。强制性保险缴费至今仍是医疗体系资金的主要来源。
健康教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大多数韩国人能够接受优质教育之前，政府机构就已通过报纸、传单和电视广播，传播关键信息，内容涵盖卫生、食品卫生、免疫接种、孕产妇和儿童健康以及计划生育等主题。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这不仅因为人们掌握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还因为生育率大幅下降，从1960年每位妇女生育6.1个子女降至1990年的1.6个。这一趋势连同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使得对儿童健康的投入大幅增加。事实上，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卫生支出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随着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公立和私立诊所及医院大量涌现。
如今，韩国仍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其医疗体系。例如，它利用可获取的大量健康数据来评估医疗服务的使用情况，并提高效率和成本效益。
韩国模式的支柱——全民医疗保险覆盖、公平可及性和成本效益——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关键在于制定有针对性的医疗保健战略，使其与各国的经济发展议程相互补充。
此类战略应包括投资建设医院和诊所等基础设施，以及采取措施吸引所需的合格人员，以使这些机构正常运转，包括在贫困和农村地区。为推进实现全民医疗保险覆盖的目标，各国政府可考虑像韩国那样建立统一的国家医疗保险制度。
为推动进展，各国政府应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具体目标，例如新生儿死亡率、获得清洁水源和完善卫生设施的机会、疾病根除以及医疗保险覆盖等。全球发展伙伴也应支持这些努力。
有效的医疗保健体系能够延长人们的寿命，提高其生产力，支持人力资本发展，并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保障。它们对于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疫情危机等重大健康冲击以及未来不可避免的大流行病同样至关重要。有效的模式已经存在，发展中国家应当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