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诊断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为何在亚太国家克服针对女性健康的社会和系统性障碍至关重要。
缺乏有效的筛查项目，可以解释为何发展中国家的宫颈癌发病率更高。
在本地化策略的同时让女性参与医疗决策，有助于缓解医疗服务获取方面的不平等，并改善女性健康。
澳大利亚正朝着成为首批消除宫颈癌的国家之一的目标迈进。其面向所有女性及拥有子宫颈的人群开展的开创性宫颈癌自采样检测项目，是该国重申到2035年消除这一疾病承诺的诸多举措之一。
自1991年建立国家宫颈癌筛查项目以来，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国家一直是全球消除宫颈癌行动的先行者。如今，持续的疫苗接种和筛查、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以及基于证据的政策，有望帮助澳大利亚让宫颈癌成为过去。其成就还可为其他国家提供蓝图，以便在我们这一代消除这种唯一可预防、可治愈且若能早期发现即可治愈的癌症之一。
然而，总体而言，针对女性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尚未在亚太国家的国家政策讨论中得到确立，使女性在获取医疗服务的不平等中首当其冲。
优先关注可预防的女性健康问题
新冠疫情期间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这场全球性紧急状况导致HPV疫苗接种率、筛查和治疗率下降，致使更多女性在晚期宫颈癌阶段就诊，而晚期宫颈癌需要更具侵入性且效果较差的治疗。
仅有少数国家制定了全面的消除宫颈癌战略。在发达国家，宫颈癌发病率普遍较低，约为3.6%。而宫颈癌在发展中国家和医疗服务不足人群中造成的负担不成比例，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筛查项目。
除了国家层面的努力之外，还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健康挑战、社会期望和障碍，它们构成了“隐形”障碍，使女性无法获得她们应得的医疗护理。
例如，罗氏诊断在亚太地区开展的一项调查覆盖八个国家的3320名女性，结果发现，21%的女性强烈认为，由于家庭责任，她们更有可能一次或多次推迟或放弃医疗治疗。
同一研究还发现，知识差距并非女性不选择筛查的原因。来自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的高收入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宫颈癌非常了解或有一定了解（分别为93%、91%和78%）。然而，采取行动仍存在障碍，因为公开引用的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的宫颈癌负担并未下降，而且中国和印度的宫颈癌负担死亡率仍居亚洲之首。
作为社会中具有生产力并作出贡献的成员，无论在低收入还是高收入国家，都不应忽视女性特有的健康问题。
许多女性，包括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的女性，推迟 生育子女，导致她们更易患上妊娠并发症，例如子痫前期。该病症约占全球所有早产的15%，以及42%的孕产妇死亡。早期发现和有效护理可大幅减少与子痫前期相关的死亡和并发症，但该病难以诊断，因为其症状——高血压以及足部、脚踝和手部肿胀——可能被误认为是正常的妊娠反应。
更好的健康公平性可以提升认知水平和知识水平，并促使切实行动，在制定政策时为女性提供检查和治疗，使她们得以获得更长久、更健康的生活。
叙事重心从平等转向公平
男性和女性在一生中都面临各种健康问题，但当某一性别所受障碍大于另一性别时，人们自然会问，为何医疗不平等依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女性健康不应局限于妇科和生殖健康。女性更有可能出现非典型心脏病发作症状，并受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影响，例如多发性硬化症或狼疮。
系统性投入不足导致女性特有疾病的筛查难以普及，而女性健康国家指南的执行也不统一，这持续扩大着健康公平性差距。在四分之三的情况下，主要影响女性的疾病所获资金少于主要影响男性的疾病。
诊断是医疗保健体系的关键支柱，因为早期准确的诊断对有效治疗和健康结果有重大影响。然而，女性在获取诊断检测方面可能面临障碍。罗氏全球诊断价值调查在亚太地区的数据表明，这些诊断障碍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可能比男性更大。
不过，提供检测不能只停留在权宜之计上。创新诊断基金会（FIND）与全球卫生女性组织（Women in Global Health）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社区、卫生系统和政治层面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越多，越能推动检测服务的可及性。
要促进诊断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女性的可及性，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这首先需要政策决策，确保卫生系统为女性提供服务，并确保针对女性特有的常见疾病提供可获取的专门检测。
与其采取一刀切的方案，不如采取本地化策略，以有效支持发展中的卫生系统，因为在这些地区，缺乏合适的医院或实验室基础设施以及专科资源会带来额外挑战。医疗保健体系在沟通、政策制定和研究资助方面必须正视这些差异，使女性能够在需要时获取所需的信息、诊断、治疗和护理。
在家庭层面，女性掌控着家中80%的医疗决策。尽管她们往往面临最大的健康服务获取差距。
Allison Rossiter，罗氏诊断澳大利亚董事总经理兼总裁 | Rohit Sahgal，世界卫生组织技术顾问
每一步改变都至关重要
这种社会和系统性转变的核心，在于人人都希望在观念、行为、政策和资金方面推动改变。然而，要推动变革，仅赋予女性在自身医疗决策中发挥更核心作用是远远不够的。
当各国重新思考如何高效配置资源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医疗挑战（疾病负担加重、医疗成本上升以及获取不公平）时，正是加强公平卫生系统、为女性创造更大价值的良机。
在家庭层面，女性掌控着家中80%的医疗决策。作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她们代表伴侣、子女和父母安排就诊并作出医疗采购决定，尽管她们往往面临最大的健康服务获取差距。
虽然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已有所演变，但社会仍存在一定压力，要求女性满足特定期望，这些期望可能影响其重大人生决策，从追求高等教育、放弃职业并成为照护者，到在“适当”的年龄结婚。在解释不同的健康求医行为以及女性在医疗保健领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时，应考虑这些相互叠加的因素。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持续开展对话，并与志同道合的利益相关方合作，提升认知、推动政策制定，以产生长期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从而改善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女性健康结果。
